风险管理
爱泼斯坦档案解封后：谁在回应，谁在沉默
我们应当如何借助回应与沉默，进一步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法律文本。 文/毕研韬（中国传播学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 “爱泼斯坦档案”是指围绕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与性交易案件，在多年司法调查、刑事诉讼及相关民事诉讼中形成并逐步公开的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证人证词、证人笔录、通信记录摘要、航班清单、法庭动议文件，以及与共犯吉丝兰·麦克斯韦（Ghislaine Maxwell）案件相关的司法材料。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档案本身层级差异极大：有的是经法庭采信的证词；有的是未经交叉质证的单方陈述；还有相当一部分，仅仅是“被提及的名字”，并不构成指控，更不等同于事实认定。正是这种层级复杂性，使得档案在公共传播中极易被误读，也正是本文反复强调“区分层级”的原因。 一、档案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机构 根据已公开、可核查的司法文件，档案中出现过的知名人物与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按是否回应区分）： （一）已公开作出回应或澄清的个人与机构 1.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美国前总统。其发言人否认其知晓或参与任何非法行为，并强调与案件无关。 2.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前总统。其团队表示早年关系有限，且已在案件爆发前与爱泼斯坦切断往来。 3.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 Duke of York），英国王室成员。曾通过法律途径否认指控，并与原告达成民事和解。 4.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美国高校。公开承认曾接受捐赠，并就道德与治理问题发表反思声明。 （二）未作公开回应或保持长期沉默的主体 1.达赖喇嘛（The 14th...
文章推介
欧洲媒体自由法，全球媒体治理新标杆
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张雪峰之后：中国“民间认知服务”供给缺口扩大
张雪峰，中国“民间认知中介”的代表人物，他的离世，将凸显中国民间认知服务的巨大缺口。 一、个体离场与结构性问题的显影 张雪峰的离世，引发的不仅是对一位教育评论者的情绪性悼念，更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影：在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稳定、可信且可广泛触达的“认知服务供给体系”？如果存在，其运行机制为何；如果不存在，其缺口又是如何被现实暂时弥补的？ 所谓“民间认知服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培训活动，而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功能：将高度复杂的制度信息——包括高校体系、专业结构与就业市场——转译为普通家庭可以理解并据以行动的决策依据。在信息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不对称依然显著的背景下，这类中介服务直接影响个体的路径选择，并在更长周期中作用于社会流动结构。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雪峰的出现，并非偶然个体的成功，而是对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响应”。 二、认知中介：制度之外的关键节点 从传播结构分析，张雪峰所承担的角色更接近“认知中介”，而非单纯的信息传播者。其核心功能不在于生产知识，而在于对既有信息进行筛选、压缩与重组，使其具备明确的行动指向。 这一角色的生成，依赖于三个相互叠加的条件。 其一，是制度性信息的表达方式偏离个体决策需求。高校在介绍专业时通常以学科逻辑为中心，而非以就业路径为导向；政策文件强调原则与框架，却缺乏面向个体的操作指引。这导致大量信息虽然“可获得”，却难以转化为“可使用”。 其二，是家庭之间认知资源的显著差异。精英家庭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代际经验或专业咨询获取高质量信息，而普通家庭则更多依赖公开渠道与碎片化信息。在这种不对称结构中，能够提供“可用判断”的个体，便具有极高的边际价值。 其三，是平台化传播机制的放大效应。短视频与直播平台显著降低了进入门槛，使个体能够通过持续输出建立信任，并在高频互动中形成稳定的认知影响力。 张雪峰正是在上述结构条件下形成的“高密度认知节点”：制度供给不足、需求端高度焦虑、平台机制加速信任聚合。...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