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系统阐述了其制度理论。他们将制度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1.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这类制度鼓励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保障产权，维护法治，促进教育和创新。它们建立了一种可预期、可参与的秩序，推动社会成员将自身命运与集体进步绑在一起。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激发的是“全社会的创造力”。
2.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相对而言，掠夺性制度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将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产权和契约不受保障，经济活动受制于权力结构。这种制度不是为了激励，而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进步，而是为了维稳。
这两种制度类型，在朝鲜与韩国的分化进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韩国采纳了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全球科技强国的跃升，而朝鲜固守中央计划与权力集中，使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封闭与社会停滞。
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再生产机制
制度是一种自我复制的秩序结构。一旦形成掠夺性制度，它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反过来会阻止制度改革，维护现状。这种“制度锁定”机制正是许多国家在表面开放背后仍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殖民起源与经济发展》（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一文中，三位学者通过历史自然实验进一步证明：在死亡率高、殖民者不愿久居的地区，殖民者通常建立压榨性制度，而这些制度在殖民结束后继续存在，成为国家发展的阻力。反之，在死亡率低、殖民者愿意定居的地区，殖民者更可能建立可持续的包容性制度。这种制度起点的差异，在数百年后仍决定着发展轨迹的分化。
繁荣的可能：制度变革的路径
三位学者认为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要同时具备如两个条件：
一是“临界点”出现，譬如遭遇制度危机或外部冲击，从而打破原有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二是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盟，特别是中下阶层与进步力量联合，推动体制变革。
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南非废除种族隔离等，都是制度突变与社会重构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