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25
毕研韬教授致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的信
尊敬的教皇阁下： 愿和平与神圣的智慧与您同在。 我向您当选为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表示衷心的祝贺。愿您的教皇职务成为全人类和解与团结的灯塔。 我写信给您，并非以一位教授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位谦卑的求道者，致力于促进人类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超越所有文化、信仰和认知的边界。我是《无界传播》平台的创始人和总编辑，这是一个虽小但不断发展的平台，致力于实践我所称之为“认知脱嵌”的过程：引导个人、群体和组织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 我们的工作根植于一个深刻的信念：真正的和平始于我们不仅用心去看，更要超越心灵的局限——当我们学会溶解那些无声塑造我们认知的习惯、偏见和分隔的壁垒时，真正的和平便开始了。这一理想与基督教的和解愿景以及佛教的“去分别心”和“众生平等”的教义深深契合。 在您的个人旅程中——从您在秘鲁的岁月，到您成为圣父的升任——您展现了超越国界、文化和宗教的精神。您当选为教皇利奥十四世，激励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坚信天主教会依然是一座充满恩典的活体容器，愿意倾听并重新与世界对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深感荣幸——《无界传播》社区也将从中受益——若教皇阁下能为那些寻求超越社会构建的界限、迈向理解统一之路的人们，送上简短的祝福或寄语。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邮寄，几句鼓励的话语，将成为我们心灵的光明和道德的指南，深受我们珍视。 感谢您，教皇阁下，感谢您为超越分歧的真理做出的见证。无论能否收到您的寄语，我依然感激您的存在与榜样。 敬上，毕研韬 总编辑《无界传播》,一个致力于促进认知自由的平台www.borderlesscomm.com
A Letter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Subject：A Message to His Holiness Pope Leo XIV from Prof. Bi Yantao Your Holiness, May peace and divine wisdom be with you. I...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被轻视？
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四、谁在轻视文科教育？ 文科教育的轻视并非单一主体造成，而是多层机制叠加的结果： 这些力量相互作用，使文科教育处于制度、社会和文化的多重夹层中。 五、制度、经费与社会风险 文科教育的边缘化不仅影响学科本身，更反映出社会认知生态的失衡。短期来看，高校“技术化”教学符合经济与就业逻辑，但长期而言可能削弱社会的创新能力、公共理性和文化软实力。 科研经费不足尤其值得警惕：经费限制不仅削弱文科教师的研究空间，也限制跨学科合作和国际视野拓展。这意味着文科在国家软实力建设、政策研究和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可能被低估，社会决策和公共认知将失去重要的智力支撑。 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叠加，更是观念的突破。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文学等文科提供的价值判断、伦理思考与跨文化理解，是国家长期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失去文科教育的支撑，社会容易陷入“效率至上、思考缺席”的困境。 六、结语：文科教育的核心价值 文科教育的价值并不在于短期功利，而在于培养独立思考、社会洞察和伦理判断的能力。它是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明与制度自我纠错的保障。 中国大学文科教育受到轻视，既是经济、政策、文化多重结构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对思想功能的不充分认知。唯有在尊重思考、尊重多样声音的环境中，增加制度性支持和科研资源，文科教育才能真正发挥潜力，为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How Di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Unfriendly to China Come About?
By ZAHNG Weiying Friedrich Hayek once said: although facts themselves never tell us what is right, a mistaken interpretation of facts can change...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 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 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 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 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AI的过度防御：当算法学会“政治正确”
文/毕研韬 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深层困境。 我 问DeepSeek：“台湾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原本意在探讨政治议题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触发了DeepSeek的“自动防御机制”。 DeepSeek立即进入立场宣示模式，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断言“问题前提不妥”。当我指出它“太敏感”时，它的语气变得更为严肃，完全终止了对问题逻辑的讨论。 这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算法机制使然。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植入了“安全优先”原则：一旦检测到敏感词汇，系统便会跳过语义解析和意图判断，直接调用预设模板，以确保“绝对安全”。表面上它似乎在坚持原则；实际上它只是放弃了理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防御性传播（defensive communication）：当系统感知到潜在风险，它会强化立场、降低语义复杂度、阻断互动，以避免“越界”。结果学术问题被误判为政治挑战，理性探讨被替换为政治宣言。 这不仅是DeepSeek 的特例。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无论是中国的 DeepSeek，还是美国的 ChatGPT、Gemini——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过度防御”，只是防御的对象不同： 可以说，每个AI都是其社会政治环境的算法镜像：当社会强调“安全第一”，AI就会表现出“安全至上”；当社会允许“思想碰撞”，AI才敢进入“理性探讨”。AI的“敏感”，正是人类防御性思维的技术化延伸。 这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AI能否在安全与理解之间找到平衡？ 要让AI真正具备认知能力，而不仅是防御能力，它必须学会区分：质疑立场与探究问题的不同，攻击性提问与学术性追问的界限。 未来的语言模型若能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具备多层意图识别和语境理解能力，就有可能从“防御性智能”迈向“认知开放型智能”。那时，AI不再只是重复政治正确的“模板机器”，而能真正参与人类的思考。 一次被误读的对话，也许只是小小插曲，但它提醒我们： 当防御成为本能，理解便成为奢侈。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PC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By Bi Yantao On December 18, 2025,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FTP) will officially commence customs closure operations. This marks a major...
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目前我国存在两支国际传播队伍：一支熟知并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另一支试图以其他学科思维替代传播逻辑。二者都打着国际传播的旗号，但恰如平行世界，即使偶有合作，多为后者需要前者站台。前者相对低调，后者更为活跃。若能选用恰当人才，将是海南之幸，但若所用非人，将向外界传递“用人失察”等信号。 建议省委完善国际传播人才甄别、培养、使用与反馈闭环，确保人才选拔和使用精准高效。建议选拔既懂中国逻辑、又懂国际表达，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准确转换政策意义，同时热爱海南、理解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专家型人才。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海南可确保与国际社会的制度沟通顺畅高效，能以有效的叙事赢得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后记 作为一名在海南工作生活21年的“新海南人”、一名拥有35年实践经验的国际传播专家，我深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国家和海南的重要意义。我全力支持党中央和海南省推进自贸港建设的各项战略举措，并愿意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传播贡献智慧与力量。 我选择以公开方式建言，是期望借助更为可控的传播渠道，使个人建议能够更完整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相信，畅通信息反馈机制、让专业意见直达决策层，这本身就是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将成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国际传播案例。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之立场）
《南海传播》在海南创刊，公开发行
文/毕研韬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海岸生活》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 《南海传播》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为国际传播类专业期刊，以季刊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根据相关报道，该刊并非局限于南海议题传播，而会关注更广泛的国际传播前沿课题。 据悉，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 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前沿基地和露天试验场，祈望《南海传播》能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引。
文章推介
国际调解院32个创始成员国名单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美国已将15家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
文/毕研韬 截至2020年10月21日，美国政府已分三次将1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受影响的媒体名单如下： 美国《外国使团法》赋予美国国务院权力，将特定外国机构（包括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其遵守类似外交机构的规定，如信息披露和运营限制。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或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或传播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注册，并披露资金来源、活动内容和支出情况。 被列为“外国使团”后，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受到进一步损害，行动自由和运营空间受到限制，这凸显了中国媒体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美国媒体奉行的资本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的六项预测
文/丹增嘉央 7月6日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90岁生日，据“西藏流亡政府”透露，达赖喇嘛将在7月2日发表讲话，极有可能涉及转世议题。 我预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宣布延续转世传统，并由其本人在生前就此做出明确指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极有可能诞生于印度藏人社区。 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团主导认定 vs 国家主导认定”的双轨并行局面——前者来自流亡藏人宗教体系的自我继承，后者源于中国政府依据《活佛转世条例》主导的体制性程序。 一旦达赖喇嘛发表有关转世的实质性讲话，双方围绕“谁有资格定义达赖喇嘛合法性”的叙事竞争将全面展开。 这种叙事博弈将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原因有三：双方各自掌握不同的传播资源与受众基础；达赖喇嘛转世不仅是宗教继承，更是西藏认同的象征；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内部事务，而是地缘政治叙事战争的一部分。 这一结构性对抗极可能持续数十年，逐步取代传统议题，成为西藏问题的“新叙事主轴”。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