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Editorial Tea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article on February 14, 2025,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has been...
2025-07-27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2025-07-27文/唐摩崖 2025年7月26日,台湾首次“大罢免”投票落下帷幕, 25起罢免案全部未通过。这些罢免主要针对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及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旨在削弱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选民的理性与稳定意愿 投票结果反映出选民对频繁政治更替的审慎态度,也暴露了台湾民主机制在激烈党争中的内在张力。尽管民进党及党主席赖清德公开支持罢免,但选民最终选择不通过罢免,显示理性与稳定的意愿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 罢免制度的“双重门槛”设计 台湾的罢免制度设计了“双重门槛”:同意票数必须超过不同意票数,同时达到选区总选民数的25%以上。这一机制既保障罢免的合法性,也有效防止频繁、情绪化的政治更替,维护民主稳定运行。 国际视野下的台湾罢免制度 台湾允许公民直接发起罢免的机制较为开放,与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门槛适中。美国、德国等国的罢免程序较复杂且门槛更高,多由议会内部推动。此次罢免案的失败,体现了台湾制度设计在防止政治操弄与保障公民参与间的平衡。 民主成熟的体现与未来展望 此次大规模罢免失败,不应被简单解读为政治力量的挫败,而是民主成熟的体现。选民理性选择反映了对政治稳定和制度连续性的重视。未来,台湾需加强公民教育,促进理性政治参与,同时保持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 结语 总之,7月26日的罢免投票不仅是一场政治事件,更是对台湾民主韧性与理性底色的深刻检验。它提醒我们,民主的力量并非来自权力的频繁更迭,而根植于完善的制度设计与公民理性的有机结合,这正是民主得以稳健前行的坚实基石。
2025-07-26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1. 台湾地区:教育与历史叙事的重构 台湾地区在20世纪末期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其教育体系、语言政策与文化政策逐步强调岛内主体性。这种“去中国化”路径在课程内容、历史叙述与文化符号的选择上有明显体现,例如重新定义关键历史事件、调整中国史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强化“本土语言”的公共使用等。这种政策既是认同塑造的过程,也反映出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对外关系考量。 2. 香港特别行政区:媒体与教育中的身份议题(2014–2020) 在2014至2020年间,香港社会在“本地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加剧。部分教育内容与公共话语强调香港的历史特殊性与治理差异,加之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部分青年群体出现对国家认同的疏离。这种趋势虽不等同于全面“去中国化”,但在语境和符号层面体现出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再定义倾向。 3. 国际语境中的“去中国影响” 一些西方国家在应对中国“软实力”扩展时,采取了限制性或过滤性的政策,例如暂停孔子学院合作、限制学术交流、调整大学课程中的中国研究路径等。这些措施多基于国家安全、学术独立或意识形态防范考量,反映了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的制度不对称问题。 4. 认知外包与跨国话语转译...
2025-07-25——《南华早报》对海南自贸港的最新解读 文/毕研韬 2025年7月23日,北京正式宣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2025年12月18日封关运作,国际社会迅速聚焦这一制度实验的地缘意义与全球影响。《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中国开放格局下的一个前沿阵地,更可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扮演“缓冲区”(buffer zone)的重要角色。 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空间弹性” 报道引用政策研究人员的观点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关税壁垒加剧、技术脱钩趋势未减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有潜力充当中美贸易之间的“中性平台”或“制度过渡带”。其高度开放的税收制度、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和“境内关外”的政策安排,使其既能嵌入中国国内消费循环,又有望对接国际市场规范,成为中美经济之间“仍可合作”的灰色地带。 这种“缓冲”并非指政策妥协,而是通过灵活、弹性的制度配置,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避开高关税、试水合作路径的“制度缓冲池”。例如,外资企业可在海南设立基地,在规避关税的前提下向中国内地和亚太市场供货,而中国企业也能通过海南参与国际竞争,试探新型全球市场机制。 推动制度对接与供应链重构 《南华早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海南自贸港也可能成为中国应对全球“去中国化”趋势下的重要制度回应。通过建立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营商环境和贸易机制,海南可吸引那些不愿完全脱钩、但也不愿完全依附中美任何一方的全球企业,从而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提供一个“中间选项”。 报道特别提到,海南的低税制度(如企业所得税降至15%)、货物自由流动、服务业全面开放、人民币跨境结算机制创新等举措,有望吸引供应链“再平衡”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企业。海南或将成为连接RCEP、东盟、中国内地以及欧美市场的一处“多向接口”,其制度灵活性对中美贸易摩擦后时代具有战略价值。 政策风向标与制度试验田 《南华早报》认为,海南自贸港不仅是“政策风向标”,更是“制度试验田”。正是在中美矛盾难以迅速化解、国际经济秩序不断重构的当口,中国通过释放海南“制度自信”与“开放诚意”的信号,试图在全球叙事场域中为自身争取更多话语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并未将海南仅仅视为对美战略的一环,而是将其放入全球制度竞争与经济重塑的更大框架下。海南自贸港被看作是中国对“后WTO时代”的回应,也是构建新型全球化样态的一次有意探索。 结语 “缓冲区”这一表述,体现了《南华早报》在观察中国政策时的敏锐性与战略视角。海南自贸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开发区,而是在全球分裂趋势中,为制度竞争和合作提供一处“缓冲空间”。在未来的国际传播中,这一角色定位的价值值得进一步开发和运用。
2025-07-24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2025-07-23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1939年7月7日,朱德在总结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凡是在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的地方,我们就能胜利;凡是在发生摩擦的地方,我们就要遭受不必要的挫折[7]”。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我们最主要的有利条件,在于我们有全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的大团结”。 4. 和平共处 朱德相信世界各地的老百姓都有好心肠。1937年5月3日,朱德在《致西班牙人民书》中写道,“你们的战争不只为西班牙人民的解放,同时也是为了世界和平[”,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向往。1937年9月25日,朱德与彭德怀联合发表《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表示“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的工农携手”,并呼吁“我们互相停战,我们在火线进行联欢吧!”
2025-07-23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周边传播不是制度传播的附庸,而是其操作机制的现实支点。它通过语境接近、话语降噪、平台中介、经验共享,为制度传播提供“可进入、可协商、可共建”的操作机制;也通过实践场景的多样化与非对抗性的制度讲述方式,为中国国际传播范式的变革提供可感知、可测量、可复制的操作模型。 制度传播的关键不是输出意识形态,而是构建认知共识;周边传播的价值则在于以柔性的实践机制,为制度叙事创造真实可感的国际场域。 在“讲好中国故事”走向“建构制度共识”的国际传播新阶段,海南可凭借其区位优势与制度弹性,在周边传播中率先实现制度传播范式的有效跃迁。
2025-07-22文/唐摩崖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2025-07-22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北京时间2025年8月22日更新 台湾问题是《无界传播》的重点观察对象之一。自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22日,《无界传播》共发表了11篇有关台湾的文章,数量仅次于中国事务、中美关系这两个话题。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讨论文章中,也有多篇涉及台湾因素。 这10篇涉台文章可大致分成四类:认知战(2篇)、军事安全(3篇)、美国的台湾政策(3篇)、台湾政治与文化(2篇)。具体信息如下: 一、认知战与传播战略类(2篇)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表明台湾将认知领域纳入安全体系。 2.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2025-07-02 相关演习被解读为“受害者叙事”的舞台布设,旨在引发国际关注、绑定盟友,同时引导国际媒体对台海局势的单向感知。 二、安全与军事局势类(3篇) 3.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是西藏模式吗? 2025-03-28 探讨是否可能“借鉴历史统一路径”,但认为“去文化整合”的模式不具现实适用性,更多是国际话语中的“恐吓想象”。 4.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2025-05-22 一是有限冲突后和平统一;二是长期对峙与维持现状;三是外力干预导致冲突外溢。 5.社会韧性:台湾的安全护盾?2025-07-18 台湾通过提升“社会韧性”,将整体社会的应变与复原能力视为对抗混合威胁、维护安全的重要“盾牌”。 三、美国政策与国际话语类(3篇) 6. 美国权威专家警告:特朗普应遏制台湾 2025-05-04 来自战略界内部的美国专家也已开始呼吁“不要被台湾拖入战争”,主张约束“台独挑衅”。...
2025-07-21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2025-07-08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2025-09-04文/毕研韬 一、当善意变成业力炸弹:社会启蒙的因果陷阱 2023年,某科普博主因强行向粉丝灌输量子力学理论,遭反噬性网暴;某心理学者在直播间公开诊断观众人格障碍,引发伦理争议……这些“翻车”案例背后,折射出一个古老智慧早已警示的真相:高位能量者的觉醒传播,本质是一场精密的风险博弈。 佛陀在《华手经》中严正声明:向无信者强行传法,若致其谤法,传法者需承担共业。这恰如现代自媒体场域——当启蒙者忽视受众根器,盲目输出价值观时,轻则流量扑街,重则引发舆论反噬。 二、佛陀的“四不传”原则:KOL防雷核心心法 将佛教“传法四不传”准则映射到现代传播,可提炼出社会启蒙的四大禁忌: 1. 无信者不传:拒绝“普度杠精” 2. 无愿者不传:警惕“爹味输出” 3. 无智者不传:降维打击不如精准投喂...
2025-02-23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2025-03-02文/毕研韬 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深层困境。 我 问DeepSeek:“台湾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原本意在探讨政治议题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触发了DeepSeek的“自动防御机制”。 DeepSeek立即进入立场宣示模式,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断言“问题前提不妥”。当我指出它“太敏感”时,它的语气变得更为严肃,完全终止了对问题逻辑的讨论。 这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算法机制使然。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植入了“安全优先”原则:一旦检测到敏感词汇,系统便会跳过语义解析和意图判断,直接调用预设模板,以确保“绝对安全”。表面上它似乎在坚持原则;实际上它只是放弃了理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防御性传播(defensive communication):当系统感知到潜在风险,它会强化立场、降低语义复杂度、阻断互动,以避免“越界”。结果学术问题被误判为政治挑战,理性探讨被替换为政治宣言。 这不仅是DeepSeek 的特例。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无论是中国的 DeepSeek,还是美国的 ChatGPT、Gemini——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过度防御”,只是防御的对象不同:...
2025-10-25王沪宁《政治的人生》评析 ——传播学与教育学视角 文/毕研韬 2024年11月21日,新加坡《今日亚洲》主编万佳葆兄嘱我抽空读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并从新加坡遥控让小钟给我送来一本纸质书。今天我终于能静下来再次打开此书,恭恭敬敬地逐字逐句学习。 在经典意义上,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出版时间多么久远,后人都能从中一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据此解读其人生轨迹。特朗普在1987年11月出版的《做生意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中,就预设了他今天“交易式外交”的逻辑。 《政治的人生》是一本日记,读来远比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趣,这也反映作者的创新思维。今天,我主要从我的专业(传播学)视角,评析他的见解与今日传播学理论的相互印证之处。我一生都在学校里读书、工作,可以称作资深教育工作者,所以也会顺便从教育学的视角,偶尔阐述下感悟。 《政治的人生》记录了王沪宁一年间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只有月份和日期,但扉页上注明这是“名人日记1994”,可见这是王沪宁1994年间的日记。...
2025-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