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当国家安全怀疑越过证据边界、将族裔背景等同于政治忠诚时,受损的不只是海外华人的尊严,还有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1日 2026年11月13日,法国公共广播机构Franceinfo电视节目《Les Informés》(知情者)围绕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事件展开讨论。节目接近尾声时,主持人问:“我们知道法国有多少中国间谍吗?”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IRIS)研究主任Marie-Cécile Naves回答:“整个海外华人群体,都有可能。” 前情报人员、作家Vincent Crouzet接着说:“有这种可能。每一个中国公民或者来自中国的人,都仍然与党保持联系,并定期向党汇报情况。” 这些言论究竟反映了什么? 一、从安全怀疑到群体怀疑...
2026-11-21泽连斯基借“雅尔塔2.0”唤起历史记忆,试图将大国外交转化为国际秩序与国家主权之争,在争夺峰会解释权的同时,抬高绕过乌克兰进行大国交易的政治成本。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7日 11月19日,中俄美三国元首将在深圳举行历史上首次面对面会晤。峰会尚未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发出警告,希望这次会晤不要演变成“雅尔塔2.0、3.0、4.0”,导致全球势力范围重新划分。 将三国元首深圳峰会与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联系起来,究竟是合理的历史类比,还是一种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叙事策略?这不仅涉及对国际秩序演变的理解,也涉及国际传播中的议题设置、框架竞争和战略叙事。 一、雅尔塔会议与深圳峰会:两个不同的时代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雅尔塔举行会议。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尾声,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欧洲传统大国实力严重衰退,国际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三国讨论的不仅是如何结束战争,还包括战后欧洲政治安排、德国处置、联合国建立以及大国势力范围等问题。 雅尔塔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参与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 今天的国际环境则完全不同。 首先,国际秩序并未因严重冲突而崩溃。当今世界虽然面临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竞争,但联合国及其制度体系仍在运行,国际秩序更多表现为调整、竞争和局部重组,而非战后意义上的全面重建。 其次,国际权力结构更加多元。除中美俄之外,欧盟、印度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都具有重要影响力。三国之间的协调不可能自动转化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排。...
2026-11-17当情报怀疑经过权威媒体层层传播,最终被当成事实,信息瀑布便可能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权力。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4日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卷入婚外情和间谍疑云,最终辞去公司CEO职务。这起事件看似是个人丑闻,却迅速演变成涉及美国情报机构、主流媒体、中美科技竞争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公共事件。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证实的情报判断,如何演变成影响个人前途、企业经营乃至政治关系的重大事件。 一、情报怀疑如何成为公共议题? 2026年11月6日,《金融时报》报道黄仁勋与中国商人黄乐存在亲密关系。11月8日,黄仁勋承认对妻子不忠。11月10日,《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怀疑黄乐受中国国家安全部招募,可能通过与黄仁勋的关系获取信息。报道还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曾向特朗普通报有关情报。 这条新闻迅速引发关注。然而,随后出现的信息却使最初的指控受到质疑。 11月12日,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公开表示,司法部尚未对黄乐是否为中国间谍作出结论。他特别强调,自己从未说过黄乐是间谍。CNN同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情报系统内部对相关证据存在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现有材料不足以证明黄乐受中国政府指使从事间谍活动。 新加坡方面也表示,对黄乐及相关企业的调查涉及服务器采购和出口申报等问题,并非间谍调查。新加坡当局没有认定她从事间谍活动。 这些信息说明,不能因为黄仁勋承认婚外情,就把针对黄乐的间谍指控也当成事实。 二、警惕“信息瀑布”效应...
2026-11-14中国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国内舆情,但对境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涉地方信息缺乏持续关注。这种反差值得思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0日 当然,不能说地方政府完全不关注海外舆情。有关国际机构发现,中国一些地方部门购买过境外信息监测服务,也会在重大涉外事件发生时关注国际舆论,但总体而言,海外舆情尚未普遍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体系。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的主要治理对象是国内公众 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展开,国内公众是其最直接的服务对象,也是政策实施和公共管理的主要对象。国内舆情可能迅速转化为投诉、问责和行政压力,直接影响对政府部门的社会评价。 相比之下,海外公众对地方事务的看法通常不会直接形成行政压力。除非涉及重大涉外事件、国际投资或外交关系,否则境外舆论很难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议程。两种舆情在地方治理中的现实权重并不相同。 二、海外舆情尚未充分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 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绩考核和行政评价机制的影响。经济增长、招商引资、财政收入、社会治理等事项有相对明确的评价指标,而海外公众对一个地方的评价很难形成统一、稳定、可量化的考核标准。 地方政府即使投入资源研究海外舆情,也未必能够在短期内看到明确的工作成效。既然缺乏制度化的考核要求,相关工作就容易成为阶段性任务,而不是长期职责。 三、海外舆情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 海外舆情并不总是立即产生现实影响。外国媒体对某地的报道、海外公众对当地政策的评价,可能经过较长时间才影响投资决策、旅游选择、商业合作和人才流动。这种影响往往分散在不同领域,也很难准确归因于某一条报道或某一次舆论事件。...
2026-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