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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重启民防体系,安全逻辑扩张带来深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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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所谓“混合威胁”,并不局限于传统军事攻击,而是包括网络攻击、基础设施瘫痪、信息操纵、社会极化、外部认知干预、AI虚假内容传播以及金融与能源扰动等多种手段的组合性影响。

这意味着,国家安全的边界正在迅速扩张。

过去,安全主要属于军事与外交领域;如今,它开始进入信息传播、社交媒体、技术平台、数据系统、公共心理甚至日常生活空间。

德国此次提出将地铁站、地下停车场等公共空间纳入民防体系,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这种安全逻辑的扩展:“战时”与“平时”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而这,可能是未来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三、安全逻辑扩张的双重后果

从现实层面讲,德国强化民防并非没有合理性。现代高度数字化社会,本身就具有较高系统脆弱性。一旦能源、通信或网络系统受到冲击,社会运行可能迅速失稳。

因此,提高社会韧性、建立应急体系、强化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具有现实必要性。

但另一方面,安全逻辑一旦不断扩张,也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

传播学研究早已发现,当风险叙事持续强化时,公众会逐渐把“不确定性”视为常态。

这种变化可能带来两个方向:一方面,社会更加重视危机管理、公共协作与系统稳定;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长期安全焦虑、社会紧张感上升,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增强。

尤其当“混合威胁”的定义不断扩大时,其边界本身会越来越模糊。例如:外部媒体影响是否属于认知攻击?跨境信息传播是否构成安全风险?AI生成内容是否会被纳入国家安全监管?国际资本与技术流动是否会被重新定义?

这些问题,在过去更多属于开放社会讨论范畴,但未来,可能越来越进入安全治理框架。这也是当前许多欧洲国家共同面临的结构性张力:如何在开放社会与安全焦虑之间维持平衡。

四、欧洲正在进入“韧性国家”时代

德国并非孤例。

近年来,瑞典重新发放战争生存手册,芬兰持续扩大地下避难体系,波兰强化全民防卫教育,法国加强网络安全与认知防御,欧盟推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机制。

整体趋势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欧洲正在进入“韧性国家”(Resilient State)时代。

所谓“韧性国家”,核心并不是无限强化军事能力,而是提高国家在长期危机中的持续运转能力。

它强调的,不只是军队,而是社会稳定、信息可信度、基础设施连续性、能源保障、医疗体系承压能力、舆论与认知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现代国家治理逻辑的重要变化。

过去,国家安全更多强调“阻止战争”;现在,则越来越强调“如何在危机中持续运转”。

五、风险认知也在重塑国际关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风险认知并不仅仅反映现实,它本身也会反向塑造现实。

如果欧洲越来越相信自己处于长期高风险环境,那么这种认知会逐渐影响外交政策、技术政策、能源政策、对外投资政策、信息治理模式,甚至影响欧洲对全球化的基本态度。

当“不安全感”成为长期社会心理后,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

这意味着,未来国际竞争,可能不仅是经济与军事竞争,也包括谁能够维持社会韧性、谁能够保持公众信任、谁能够在长期不确定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从这个角度看,德国此次重启民防体系,真正重要的,或许并不仅仅是民防本身。它更像是一个信号:欧洲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不再默认和平”的时代。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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