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传播学界，一个与“国际传播”看似相近、实际上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概念长期存在，并在近年来得到重新阐释，这就是“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3日
“世界传播”并不是“国际传播”的法语变体。它所试图改变的，是观察传播的基本方式：不再把国家及其边界作为传播研究的天然起点，而是考察传播网络、技术、资本、文化、知识与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在中国传播学界的讨论并不充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提及“世界传播”，也容易将其理解为“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的另一种说法，从而忽略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向。
“世界传播”与法国传播学家Armand Mattelart密切相关。1992年，Mattelart出版《世界传播：思想与战略史》（La Communication-monde : histoire des idées et des stratégies），追问传播如何逐渐发展为连接不同社会、组织全球关系并参与塑造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
Mattelart的贡献在于，通信网络的扩张从来不是中性的。传播技术、媒体组织和信息流动往往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文化扩张以及社会整合相互交织。
“世界传播”关注的并不是传播如何简单地“跨越国界”，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传播网络不断突破国家边界之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就是说，世界传播追问的是“传播如何参与构成这个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得到法国传播学者Bertrand Cabedoche的系统发展。2023年，Cabedoche出版了600多页的法语专著《21世纪的世界传播》（Lire la communication-monde au XXIe siècle）。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对“国际传播”这一看似明确、实际上高度多义的概念进行反思。作者甚至明确指出，“国际传播”作为一种对象化的称谓，并没有稳定的科学内涵；它在不同机构、不同学科和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不同意义。
Cabedoche并不是简单宣布“国际传播已经过时”，而是认为，面对今天复杂的全球传播现象，仅仅依靠“国际传播”这一框架已经越来越难以准确描述现实。
因此，他将Mattelart提出的“世界传播”进一步提升为一个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概念，并试图以此推动传播研究的“去中心化”，降低以单一国家、单一文化和单一知识体系观察全球传播的风险。
这也是理解“世界传播”的关键：它并不是“国际传播2.0”，而是试图改变研究者观察传播的出发点。
“世界传播”关注传播如何使世界成为一个相互连接、相互影响并不断被重新定义的整体。
它至少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传统国际传播研究往往以国界作为重要变量。
但在世界传播视角下，国家边界只是众多边界中的一种。
今天影响信息流动的，还包括平台边界、语言边界、文化边界、阶层边界、技术边界、资本边界以及知识生产的边界。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国家边界”，而是一组复杂的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边界。
因此，世界传播并不是否定国家，而是反对把国家边界视为解释全球传播的唯一或首要框架。
这是世界传播最具有理论价值的一点。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默认：世界已经在那里，传播只是世界中的一种活动。
世界传播提出了更深的问题：我们所谓的“世界”，究竟是如何被传播建构出来的？
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区意味着什么，一场危机是什么，一种文明是什么，一个国际问题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认识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在新闻报道、学术研究、影视作品、社交媒体、国际组织、商业传播以及日常交流中不断被命名、解释和再生产。
因此，传播并不是世界的镜子。
传播本身就是世界形成的一种机制。
世界传播追问传播活动背后的知识结构、权力关系和意义生产机制。
它关注的是一个“world-making”的过程：传播不仅连接世界，也不断解释世界、分类世界和建构世界。
国际传播长期受到国家中心主义影响。国家是最典型的传播主体，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国际舆论和国家叙事因此成为重要研究对象。
世界传播则要求研究者进一步观察国家之外的力量。
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全球媒体集团、数字平台、大学、智库、社会组织、专业共同体、意见领袖乃至普通个人，都可能参与世界意义的生产。
因此，传播结构逐渐从国家→国际社会，转向国家—平台—企业—媒体—机构—公众—个人之间的复杂互动网络。
这意味着，“谁向谁传播”越来越难以用简单的发送者—接收者模式解释。
一个国际议题可能首先由个人提出，经社交平台放大，被媒体报道，再进入企业和政府的政策讨论，最终反过来影响公众认知。
传播由此成为一个循环性的社会过程，而不是一条从“国内”通向“国外”的单向线路。
Cabedoche在2023年的著作中把这种理论转向概括为从国际传播走向世界传播，并将“去中心化”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姿态。其核心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的中心，而是要求研究者不断意识到自身观察位置的局限。
世界传播研究“传播关系中的世界”，把传播本身作为理解世界结构的一种入口。
“世界传播”的价值，在于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传播问题。
首先，国际传播研究应警惕国家中心主义。
今天我们经常说“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走向世界”“中国声音进入国际社会”。这些表达在实践层面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它们直接当作理论概念，就容易形成一个默认结构：
中国是传播者，世界是接受者。
世界传播则要求改变这一结构。
世界不是一个等待被传播、被认识的对象。
世界由无数主体共同参与建构。中国既是传播者，也是全球传播网络中的参与者；既影响世界，也受到世界传播结构的影响。
因此，与其说“向世界传播”，不如进一步追问：
中国如何进入世界传播网络？如何参与全球意义生产？如何在世界传播关系中形成持续的连接、互动和影响？
这是一种重要的视角变化。
其次，它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互联网和数字平台已经使传统的“国内—国外”划分越来越复杂。信息可以在瞬间跨越国界，但传播关系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平台算法、商业利益、文化差异、用户关系和政治制度，都可能影响信息如何被看见、解释和再传播。
因此，今天的国际传播不能只研究“信息有没有出去”，还需要研究：
信息进入了什么网络？由谁重新解释？经过什么机制被放大？最终参与了怎样的意义生产？
这已经明显超出了传统跨境传播的范畴。
再次，世界传播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国际传播效果”。
传统国际传播往往将效果理解为知名度、好感度、态度变化或者行为改变。
世界传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传播效果还可以表现为一个主体是否进入了某种全球关系网络，是否形成持续互动，是否获得参与某种意义生产的能力。
这意味着：传播的价值不只是“被世界看见”，还在于“进入世界”。
“被看见”是传播的结果之一，“进入关系”则可能是更深层的结果。
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国际传播实践尤其重要。一个国家、城市、企业或者地区如果只是不断向外输出信息，却没有真正进入国际社会的经济、文化、知识和社会网络，那么传播很可能停留在“信息输出”层面。
真正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传播，需要从“输出信息”走向“建立关系”，从“讲述自己”走向“参与世界”。
最后，世界传播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反思方向。
“世界传播”向中国提出了一些列问题：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知识生产？如何进入全球专业网络？如何与国际机构建立稳定互动？如何使中国的制度、城市、企业、大学和社会组织进入全球关系网络？如何在全球意义生产过程中形成持续的参与能力？
在这一意义上，世界传播不是要取代国际传播，而是为国际传播提供一个更大的理论坐标系。
在一个平台化、网络化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仅仅把传播理解为“国家跨越国界向外国受众传递信息”，已经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
世界传播所真正提出的，是一次研究视角的转换：
从“传播跨越国界”，转向“传播重构世界”；从“向世界传播”，转向“参与世界传播”；从“让世界认识我”，转向“在世界的意义生产中形成连接与位置”。
这或许正是“世界传播”这一理论传统今天重新值得关注的原因。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