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不会变天，但基于现实考量，此次修宪做了重大调整。
作者：毕研韬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2日
朝鲜2026年修宪调整了有关国家领导人、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宪法表述。其重要性不只在于权力配置发生变化，还在于朝鲜如何通过宪法解释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依据、制度依据与现实目标。
一、宪法做出哪些重大修改？
根据2026年5月公开披露的修订文本，朝鲜此次修宪涉及如下重大调整。
1.增加国家领土条款，删除部分统一表述
新宪法首次明确规定国家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接中国和俄罗斯、南接大韩民国的陆地，以及以此为基础划定的领海和领空。
与此同时，宪法删除了有关“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部分表述。这与金正恩2023年底提出将朝韩关系界定为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方向一致。
2.明确国家元首地位，调整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配置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国家元首，并进一步规定其相关权力，包括高级官员任免权及对最高人民会议决定的否决权。与此同时，最高人民会议原有的罢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规定被取消。
需要注意的是，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地位并未因此改变。新宪法仍然规定，国家一切活动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
3.将核力量指挥权纳入宪法规定
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指挥朝鲜核力量，并可向国家核指挥机构授权使用核力量。同时，朝鲜继续将自身描述为“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并将核武器与国家生存、发展权利及战争威慑联系起来。
这项修改具有制度和政治双重意义。从制度层面看，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与核指挥体系之间的宪法关系；从政治层面看，它进一步将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与国家安全、战略威慑和政权生存联系起来。
4.调整革命历史与国家治理的表述
修订文本删去了部分有关金日成、金正日历史功绩的表述。同时，宪法继续保留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劳动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等基本内容，并强调人民福利与国家建设。
此外，宪法标题删除了“社会主义”一词，但正文仍然明确将朝鲜界定为社会主义国家。
更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在保留原有意识形态基础的同时，调整了革命历史、领导人功绩与当代国家治理之间的表达关系。
二、宪法如何调整政治合法性表述？
朝鲜此次修宪的深层意义，在于它重新安排了历史传承、党的领导、最高领导人权威、人民利益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1.弱化前两代领导人的历史功绩叙事，强化现任领导人的权威
此次修宪删除了有关金日成、金正日国家建设和革命功绩的部分表述，同时增加了有关确立领导人唯一领导体系、按照领导人的思想和意图组织国家事务，以及捍卫领导人的建国思想和业绩等内容。修订文本还强化了对领导人无条件服从的要求。
此前，朝鲜的政治合法性叙事高度依赖革命历史与家族传承。金日成的建国地位、金正日的领导功绩，为现行政治秩序提供了历史依据。金正恩则通过继承这一政治传统获得权威。
此次修宪并未否定这种传承关系，而是减少对前两代领导人具体功绩的强调，同时增加对现任领导人权威及其思想、意图和业绩的直接规定。
2.强化宪法化的个人权力，弱化形式上的制度制约
新宪法明确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国家元首地位，强化其人事任免、法律否决等权力，并取消最高人民会议罢免该职位的原有规定。同时，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在最高人民会议休会期间可以任免重要国家干部，包括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和内阁总理。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会议在宪法中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仍由最高人民会议选举产生，但修订后的制度安排使其权力更加集中，也削弱了最高人民会议对其进行正式制约的能力。
3.保留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同时突出领导人唯一权威
新宪法继续保留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并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活动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但与此同时，宪法更加突出领导人的唯一领导体系，以及国家事务必须按照领导人的思想和意图组织实施等原则。
因此，不宜将此次修宪解释为个人权力取代党的领导。更准确的判断是，朝鲜试图通过宪法进一步强化党领导、国家机构与最高领导人权威之间的衔接，并使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威成为整个政治体系更明确的组织原则。
4.强调“人民优先”，为政治权威提供治理导向的正当化依据
修订后的宪法序言将“人民大중제일주의”作为国家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即通常译为“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或“人民优先原则”。与此同时，宪法删除了“无偿治疗”“没有税收的国家”“没有失业的国家”等部分旧有表述。
不过，不能据此直接推断朝鲜正在从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向绩效合法性。“人民优先”是一项规范性原则，而不是对治理成果的实证评价。它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认同，仍取决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生活水平及民众的实际体验。
因此，这项变化更适合被理解为：朝鲜在保留既有意识形态的同时，更明确地将人民利益纳入国家权力的正当化叙事。
5.从民族统一使命转向国家主权与安全合法性
过去，朝鲜的国家叙事既强调自身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也强调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使命。此次修宪则将现有国家的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利置于更突出的位置。
与此同时，核力量被纳入国家安全与生存的宪法叙事，最高领导人的核指挥权也得到明确规定。由此，国家主权、安全能力与最高领导人权威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制度联系。
这使朝鲜能够从国家生存和安全保障的角度解释自身政治制度与军事政策，而不再需要通过民族统一目标来组织全部国家叙事。
三、结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新配置
从现有文本看，朝鲜正在形成一种以劳动党领导和既有意识形态为基础、以最高领导人权威为核心，并以国家主权、安全和人民利益作为重要支撑的复合型政治合法性叙事。
但宪法规定的是国家希望确立的政治秩序，而不是社会成员实际接受这一秩序的程度。修宪能够证明官方合法性表述发生了变化，却不能单独证明政权获得了更多民众支持，也不能证明其政治合法性危机已经缓解。
要评估这一变化的实际影响，还需要考察朝鲜的经济治理表现、社会控制机制、精英政治关系以及民众对官方叙事的接受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