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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 仅7.75%认为俄罗斯应承担主要责任; — 17.75%认为乌克兰应承担主要责任; — 认为“其他第三方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从2024年的42.41%大幅下降至4.35%。 这一结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双方责任论”成为压倒性多数。这与2024年仅35.57%持此看法相比,几乎翻倍增长。 其次,“第三方责任论”的骤降,说明公众对冲突解释框架发生明显转向。此前较多将矛头指向“域外力量”的叙事,在2025年样本中显著弱化。 再次,明确“支持俄罗斯”或“支持乌克兰”的单边归因比例均未超过20%。 如果以责任归因为替代指标,所谓“俄粉压倒乌粉”或“乌粉占主流”的说法,都缺乏数据支持。 对俄罗斯与美国的好感度变化 在国家好感度方面,报告显示: — 2025年俄罗斯平均好感度为3.48(五分制),仍为所列国家中最高,但较2024年3.66有所下降; — 美国好感度从2024年的1.85回升至2.38,为三年内最高值。 这说明两个趋势: 第一,对俄罗斯的整体好感仍然领先,但已出现边际回落; 第二,对美国的评价虽然仍偏低,但存在修复迹象。 这种双向变动,与“单边倒向”的叙事并不一致。公众态度更接近于结构性调整,而非情绪性对冲。 代际差异与信息来源 报告显示,18–44岁群体对各国平均好感度为2.68,高于60岁以上群体的2.28;女性受访者平均分高于男性0.15分。 同时,80.55%的受访者主要通过新闻媒体获取国际信息,69.65%依赖社交媒体。 这意味着,舆论场的表达强度,并不必然等同于结构性比例。高频信息渠道强化了对立感,但并未改变多数人趋向“均衡归因”的判断。 “乌粉VS俄粉”框架的局限 如果以清华2025年数据为依据,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中国社会不存在压倒性单边支持格局。 第二,“双方都有责任”的比例远超任何单边立场。 第三,公众态度正从“外部归因”转向“冲突双方责任归因”。 因此,“乌粉VS俄粉”更像是舆论标签,而非真实分布结构。 从认知结构上看,多数公众并未将俄乌战争视为简单的阵营对抗,而是理解为复杂的地缘冲突与大国竞争叠加结果。这也与报告中“区域冲突”“大国竞争”“经济因素”被列为全球安全主要影响因素的判断一致。 结论:情绪化表达减少 如果问题是:哪一派人数更多? 基于2025年公开民调数据,答案并不是“支持俄罗斯更多”或“支持乌克兰更多”,而是——多数人倾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单边支持者比例均处于少数区间。 这种分布说明,中国社会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正在从情绪化站队转向更为复杂、理性的多因解释框架。 这也解释了为何相关议题在舆论场上持续具有关注度:它既涉及大国博弈,也牵动价值认同,同时又不构成国内高敏议题,因此成为观察社会认知结构的一个窗口。 Please follow and like us:"> /var/www/html/wp-content/plugins/ultimate-social-media-plus/libs/sfsi_widget.php on line 2021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 仅7.75%认为俄罗斯应承担主要责任; — 17.75%认为乌克兰应承担主要责任; — 认为“其他第三方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从2024年的42.41%大幅下降至4.35%。 这一结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双方责任论”成为压倒性多数。这与2024年仅35.57%持此看法相比,几乎翻倍增长。 其次,“第三方责任论”的骤降,说明公众对冲突解释框架发生明显转向。此前较多将矛头指向“域外力量”的叙事,在2025年样本中显著弱化。 再次,明确“支持俄罗斯”或“支持乌克兰”的单边归因比例均未超过20%。 如果以责任归因为替代指标,所谓“俄粉压倒乌粉”或“乌粉占主流”的说法,都缺乏数据支持。 对俄罗斯与美国的好感度变化 在国家好感度方面,报告显示: — 2025年俄罗斯平均好感度为3.48(五分制),仍为所列国家中最高,但较2024年3.66有所下降; — 美国好感度从2024年的1.85回升至2.38,为三年内最高值。 这说明两个趋势: 第一,对俄罗斯的整体好感仍然领先,但已出现边际回落; 第二,对美国的评价虽然仍偏低,但存在修复迹象。 这种双向变动,与“单边倒向”的叙事并不一致。公众态度更接近于结构性调整,而非情绪性对冲。 代际差异与信息来源 报告显示,18–44岁群体对各国平均好感度为2.68,高于60岁以上群体的2.28;女性受访者平均分高于男性0.15分。 同时,80.55%的受访者主要通过新闻媒体获取国际信息,69.65%依赖社交媒体。 这意味着,舆论场的表达强度,并不必然等同于结构性比例。高频信息渠道强化了对立感,但并未改变多数人趋向“均衡归因”的判断。 “乌粉VS俄粉”框架的局限 如果以清华2025年数据为依据,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中国社会不存在压倒性单边支持格局。 第二,“双方都有责任”的比例远超任何单边立场。 第三,公众态度正从“外部归因”转向“冲突双方责任归因”。 因此,“乌粉VS俄粉”更像是舆论标签,而非真实分布结构。 从认知结构上看,多数公众并未将俄乌战争视为简单的阵营对抗,而是理解为复杂的地缘冲突与大国竞争叠加结果。这也与报告中“区域冲突”“大国竞争”“经济因素”被列为全球安全主要影响因素的判断一致。 结论:情绪化表达减少 如果问题是:哪一派人数更多? 基于2025年公开民调数据,答案并不是“支持俄罗斯更多”或“支持乌克兰更多”,而是——多数人倾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单边支持者比例均处于少数区间。 这种分布说明,中国社会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正在从情绪化站队转向更为复杂、理性的多因解释框架。 这也解释了为何相关议题在舆论场上持续具有关注度:它既涉及大国博弈,也牵动价值认同,同时又不构成国内高敏议题,因此成为观察社会认知结构的一个窗口。 Please follow and like 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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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粉VS俄粉:中国社会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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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后,中国社会内部围绕“支持谁”的讨论并未消退。与早期网络舆论中较为激烈的立场表达相比,近两年的民意结构呈现出更复杂、更分化与再平衡的特征。若仅以社交媒体上的“乌粉”“俄粉”对立来理解公众态度,已经不足以反映整体分布。结合2025年公开发布的一份权威调查数据,可以看到更具层次感的图景。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所引用的核心数据,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发布的《2025 Chinese Outlook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年度民调报告。该调查于2025年7月1–11日、9月5–11日两阶段在线实施,面向中国大陆18岁以上公民,按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2162份问卷,其中有效样本2000份,男女各1000人,样本在年龄、地区、城乡结构上进行控制加权。这意味着,该调查在样本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报告对2024年数据进行了可比性调整。

责任归因的结构性变化

关于俄乌冲突责任归属,2025年调查出现显著变化。报告指出:

70.1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均应承担责任”

— 仅7.75%认为俄罗斯应承担主要责任;

— 17.75%认为乌克兰应承担主要责任;

— 认为“其他第三方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从2024年的42.41%大幅下降至4.35%。

这一结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双方责任论”成为压倒性多数。这与2024年仅35.57%持此看法相比,几乎翻倍增长。

其次,“第三方责任论”的骤降,说明公众对冲突解释框架发生明显转向。此前较多将矛头指向“域外力量”的叙事,在2025年样本中显著弱化。

再次,明确“支持俄罗斯”或“支持乌克兰”的单边归因比例均未超过20%。

如果以责任归因为替代指标,所谓“俄粉压倒乌粉”或“乌粉占主流”的说法,都缺乏数据支持。

对俄罗斯与美国的好感度变化

在国家好感度方面,报告显示:

— 2025年俄罗斯平均好感度为3.48(五分制),仍为所列国家中最高,但较2024年3.66有所下降;

— 美国好感度从2024年的1.85回升至2.38,为三年内最高值。

这说明两个趋势:

第一,对俄罗斯的整体好感仍然领先,但已出现边际回落;

第二,对美国的评价虽然仍偏低,但存在修复迹象。

这种双向变动,与“单边倒向”的叙事并不一致。公众态度更接近于结构性调整,而非情绪性对冲。

代际差异与信息来源

报告显示,18–44岁群体对各国平均好感度为2.68,高于60岁以上群体的2.28;女性受访者平均分高于男性0.15分。

同时,80.55%的受访者主要通过新闻媒体获取国际信息,69.65%依赖社交媒体。

这意味着,舆论场的表达强度,并不必然等同于结构性比例。高频信息渠道强化了对立感,但并未改变多数人趋向“均衡归因”的判断。

乌粉VS俄粉”框架的局限

如果以清华2025年数据为依据,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中国社会不存在压倒性单边支持格局。

第二,“双方都有责任”的比例远超任何单边立场。

第三,公众态度正从“外部归因”转向“冲突双方责任归因”。

因此,“乌粉VS俄粉”更像是舆论标签,而非真实分布结构。

从认知结构上看,多数公众并未将俄乌战争视为简单的阵营对抗,而是理解为复杂的地缘冲突与大国竞争叠加结果。这也与报告中“区域冲突”“大国竞争”“经济因素”被列为全球安全主要影响因素的判断一致。

结论:情绪化表达减少

如果问题是:哪一派人数更多?

基于2025年公开民调数据,答案并不是“支持俄罗斯更多”或“支持乌克兰更多”,而是——多数人倾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单边支持者比例均处于少数区间。

这种分布说明,中国社会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正在从情绪化站队转向更为复杂、理性的多因解释框架。

这也解释了为何相关议题在舆论场上持续具有关注度:它既涉及大国博弈,也牵动价值认同,同时又不构成国内高敏议题,因此成为观察社会认知结构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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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与觉醒:中国社会的启蒙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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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启蒙者执炬破暗,更多普通人祛魅觉醒,这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思想图景。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16日发布 近些年,一股深沉的思想浪潮正在席卷当代中国:越来越多普通人挣脱惯性裹挟,跳出既定认知牢笼,开始审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追问权力分配与资本流动的真相。这场全民层面的认知觉醒,并非时代偶然,而是无数先知先觉者长久坚守、持续启蒙的必然结果。所谓启蒙,核心要义便是祛魅——撕开权力与资本精心编织的认知幻象,揭露其操纵大众思想、规训群体意识的底层逻辑,让蒙昧者看见真相,让盲从者学会思考。 长久以来,一套隐形的结构性秩序,构建起层层叠叠的认知壁垒。学校体系侧重合群规训,弱化独立思辨;大众媒体筛选信息导向,遮蔽完整真相;职场环境推崇顺从适配,磨灭自我判断。整个社会系统,始终在引导个体学会服从、习惯标准化、接纳既定规则,却极少传授解构社会、审视权力、洞悉财富流转的思维能力。 这套秩序的底层逻辑,是刻意让多数人陷入思想麻醉,甚至主动热爱这种沉睡。资本需要盲从者制造流量红利,权力需要顺从者维系社会稳定,二者通过舆论引导、情绪操控、信息筛选,潜移默化塑造大众认知。普通人困在“努力就能成功”的片面叙事里,困在流量热点编织的情绪陷阱里,看不见资源垄断的真相,看不懂规则制定的逻辑,在被动消耗中,沦为被操纵的群体。 启蒙者的使命,便是打破这套闭环,完成一场艰难的认知祛魅。他们拒绝迎合流量,敢于直面真相,不惧触碰尖锐的现实议题,如微信视频号“星辰”一般,以直白犀利的表达,撕开被刻意掩盖的面纱。他们拆解流量背后的资本博弈,揭露舆论背后的情绪操纵,点破财富分配的真实逻辑,把权力如何运作、资本如何收割、社会如何分层的底层真相,直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他们不制造极端对立,不贩卖焦虑恐慌,而是唤醒理性与思辨:教会人们质疑既定叙事,审视热点舆论,分辨信息真伪,不再被动接受灌输的三观;引导大众建立对社会结构的敏感度,跳出个人得失,看见时代运行的规律;让普通人明白:财富的本质从不是单纯的个人努力,而是资源入口、规则分配与垄断特权的博弈。 认知祛魅,从来不是消极的阴谋论调,而是当代人最珍贵的自我救赎。当越来越多人在启蒙之下挣脱蒙昧,看清操纵的逻辑,便不会被情绪裹挟、被舆论带偏、被虚假叙事蒙蔽;当独立思考成为全民共识,盲从与狂热自然消解,社会将走向更加理性、包容、多元的新阶段。 以微光启智,以启蒙祛魅,以清醒觉醒。当代中国的思想觉醒,正是无数启蒙者前赴后继,撬动大众认知革新的时代答卷。在祛魅中看见真相,在觉醒中守住本心,既是每个普通人的成长之路,更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必经征程。 Please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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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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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的扩张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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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