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
欧盟：更高级的传播，是重塑认知环境
欧盟正从关注“真假信息”，转向关注重塑认知环境：谁控制渠道、如何持续可见、信息如何被组织与扩散，正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0日 近年来，欧盟对国际传播和信息操纵的关注正在发生变化。它关心的不只是信息内容本身，还有谁控制传播渠道、信息如何被组织和扩散，以及一个社会的信息环境如何被改变。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欧盟近年来持续发展的“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FIMI）框架中。 一、从“假消息”到“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对FIMI的制度化关注始于2015年前后。“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最初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将中国等国家纳入观察范围。 与传统的“假新闻”概念相比，FIMI的范围明显更大。欧盟关注的并不只是某一条信息是真是假，而是外国行为者如何利用数字平台、社交媒体账号、网站、媒体渠道和不同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对信息空间实施有组织的影响。 2025年3月，EEAS发布第三份FIMI威胁报告，对2024年的相关活动进行了系统梳理。报告称，2024年共发现500多起FIMI事件，涉及至少25个平台和约3.8万个账号，相关活动波及90个国家，并特别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相关的信息操纵活动。 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分析工具——“FIMI暴露矩阵”（FIMI Exposure Matrix），试图把表面可见的账号和内容，与其背后的数字基础设施、传播网络和组织联系起来。换言之，欧盟已经不满足于判断“这条信息是不是虚假的”，而开始追踪“这条信息从哪里来、经过哪些渠道、由哪些账号扩散，以及这些渠道之间是什么关系”。 二、欧盟开始关注“信息环境” 这种变化在2026年更加明显。 2026年3月，EEAS发布第四份FIMI威胁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FIMI活动在复杂程度、全球覆盖范围和协同性方面进一步提高，并认为信息空间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报告特别强调，全球数字平台的信息流动方式本身形成了结构性脆弱点，而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降低信息操纵的成本并提高其规模化能力。 其中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变化是AI。 根据第四份报告，2025年EEAS检测到的FIMI事件中，有27%涉及AI相关技术，比2024年的41起增加到147起，增幅约259%。报告指出，AI已经被用于批量生成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并进行翻译、改写和跨语言传播。 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AI时代的信息操纵并不一定追求制造某一条“爆款假消息”。有些行动更强调持续性地、大规模地制造内容，使某些叙事不断出现在受众的信息流中。报告甚至使用了presence这一概念，即通过持续存在来获得可见度。 这意味着，传播竞争的对象正在发生变化。...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 这些来自媒体、研究机构和学界的观察虽然角度不同，但指向了一个共同现象：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元素进入海外公众视野。 二、从“讲述中国”到“展示中国”：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过去，中国国际传播比较强调对发展道路、政策理念、历史文化和经济成就进行介绍，传播的基本方式是“讲述中国”。 如今，传播的内容正在变得更加具体和日常。一顿饭、一座城市、一辆新能源汽车、一部手机、一款游戏、一件潮玩，甚至一个普通外国游客的旅行视频，都可能成为认识中国的入口。 传播主体也在发生变化。政府和媒体仍然重要，但企业、品牌、文化机构、旅游者、网络创作者以及普通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降低了传播门槛，使一些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内容进入全球公共空间。 更重要的是，传播方式正在从“解释”走向“体验”。 传统传播往往告诉受众“中国是什么”；生活方式传播则让受众直接看到中国人如何生活、消费、出行和娱乐。前者主要依靠语言和叙事，后者更多依靠视觉、体验和比较。 因此，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国际传播中的一种新内容，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传播载体。 三、生活方式能否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西方对这一现象并非只有肯定。一些观察者认为，生活方式传播降低了政治话语的距离感，使外国受众能够通过旅行、消费和文化产品形成对中国的直接认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当生活方式被有意识地选择、包装和推广时，它同样可能成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一种方式。 无论如何，这种讨论本身说明，中国国际传播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传播环境。...
一位中国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专家
文｜张小平 我初识毕研韬，是在2013年。 那年6月，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我和毕研韬都受邀参会。他做了题为《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大会发言。 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展示了宽阔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专业素养。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深知西藏的事情比较复杂。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是一回事，别人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明白，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提出的“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关系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那次见面以后，我和研韬有了更多交往。一个是长期在涉藏传播一线工作的老记者，一个是常年深耕国际传播的海归学者。我们谈西藏，也谈传播；谈国内，也谈国外。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这些年下来，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信，他是我国目前急需的西藏国际传播人才。 毕研韬与西藏的缘分，要从2002年说起。 那一年，他正在英国留学。11月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国际涉藏组织的邮件，讨论中国西藏政策可能的走向，提出了与当时国际社会不同的预测。这封邮件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西藏问题，着手研究国际社会怎样谈论西藏。 这一关注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里，他不是在书房里研究西藏。他去过西藏，也去过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涉藏地区；到过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藏人社区，也到美国、台湾等地了解相关情况。他曾与多位关键藏人做过深度交流。 这些经历，在我看来很重要。 研究西藏，不能只在书本里研究，也不能只听一方面的声音。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自己去看、去听、去比较。只有深入不同地方，接触不同人群，才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才能知道认知差异在哪里，才会理解哪些话别人听得进、听得懂。 我特别看重研韬这一点。 他是研究国际传播的，但并不是只在讲台上谈传播。他持续关注国际涉藏动态，接触与西藏有关的各界人士。他曾在欧洲学术会议上介绍西藏情况，也多次参加国内涉藏会议，承担过涉藏研究项目，向有关方面提交过若干涉藏研究报告，发表过数十篇西藏问题研究文章。 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判断。 西藏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领域，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不同看法的地方。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判断，很难真正做好研究和传播。研韬这些年提出的一些看法，并不一定人人都赞同，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品质。 我干了一辈子西藏新闻工作，深知一个道理：涉藏领域的国际传播，真正难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 近年来，西藏自身越来越重视国际传播，并开始举办西藏国际传播大会。2026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专门讨论了叙事创新、技术赋能、跨文化交流等问题。这说明，十三年后，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初步重视。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西藏依然密切关注。美国国会今年提出了新的涉藏法案，相关议题仍会持续进入国际舆论场。 这说明，西藏国际传播一刻也不能放松。 我认为，在西藏国际传播领域，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复合型人才：既能够做研究，又能够做传播；既熟悉西藏的实际情况，也洞察国际社会怎样认识西藏。 这类人才并不多。...
依赖外国网红：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陷阱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记者和网红承担的传播功能不同。 网红最重要的问题通常是：“什么内容吸引人？” 记者最重要的问题则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国博主来到中国，拍摄无人驾驶出租车、移动支付、高铁、夜市、无人机、机器人和城市灯光。 这些内容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只能回答：“中国有什么？” 记者则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为什么出现？”“谁从中受益？”“谁没有受益？”“普通人怎么看？”“政府怎么决策？”“企业怎么运作？”“制度如何发挥作用？”“问题在哪里？” 一个外国网红拍摄的中国可能是真实的；一个外国记者调查的中国也可能是真实的。 前者是真实体验；后者是真实调查。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容易让外国人“看到”，却越来越难让外国人“调查”，那么信息越来越多，理解却不一定越来越深。对此，有些人看不到差别。 三、“网红在场”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局限 外国网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优势：他们可以提供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去中介化体验”。...
“认知福祉”：一个中国学者陌生的重要概念
近年来，Epistemic Welfare（认知福祉）概念进入西方学术讨论，用于讨论政府与社会是否有责任为人们建构可靠认知而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6日 一、从“信息获得”到“认知福祉” “认知福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幸福，也不是简单地让人获得更多信息。 2023年，法律学者Klaudia Majcher从权利角度提出epistemic welfare。此后，Aaron Hyzen、Van den Bulck、Manuel Puppis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系统的理论框架。 Hyzen等将“认知福祉”界定为：为个体在公共领域行使认知能动性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与能力。 一个人拥有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意味着他不仅能够接受信息，而且能够主动寻找信息、比较信息、判断信息、形成信念，并在新的证据出现时修正原来的判断。 它与“信息素养”之间具有重要区别。 信息素养主要关注个人有没有能力识别虚假信息、判断信息来源、进行事实核查。认知福祉则进一步追问：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支持他完成这些认知活动？ 如果一个人每天面对大量信息却无法判断来源是否可靠；如果算法不断按照过去的行为把相似信息推送给他，使他几乎看不到不同观点；如果公共机构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解释复杂问题，那么问题就已经超出了个人的信息辨别能力。 二、数字社会的“认知危机” 数字平台出现以后，信息越来越受到数据化、算法化和平台化机制的影响。 一个人看到什么，不再完全由自己选择，也不完全由编辑选择，而越来越由推荐系统根据用户过去的行为、兴趣和数据画像进行预测。 过去的信息问题主要是“信息不够”；今天的问题是“信息太多，却未必能够形成可靠认知”。...
世界传播：被中国学界忽视和误解的传播理论
在法国传播学界，一个与“国际传播”看似相近、实际上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概念长期存在，并在近年来得到重新阐释，这就是“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3日 “世界传播”并不是“国际传播”的法语变体。它所试图改变的，是观察传播的基本方式：不再把国家及其边界作为传播研究的天然起点，而是考察传播网络、技术、资本、文化、知识与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在中国传播学界的讨论并不充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提及“世界传播”，也容易将其理解为“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的另一种说法，从而忽略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向。 一、世界传播：一个并非简单替代的概念转向 “世界传播”与法国传播学家Armand Mattelart密切相关。1992年，Mattelart出版《世界传播：思想与战略史》（La Communication-monde : histoire des idées et des stratégies），追问传播如何逐渐发展为连接不同社会、组织全球关系并参与塑造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 Mattelart的贡献在于，通信网络的扩张从来不是中性的。传播技术、媒体组织和信息流动往往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文化扩张以及社会整合相互交织。 “世界传播”关注的并不是传播如何简单地“跨越国界”，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传播网络不断突破国家边界之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就是说，世界传播追问的是“传播如何参与构成这个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得到法国传播学者Bertrand Cabedoche的系统发展。2023年，Cabedoche出版了600多页的法语专著《21世纪的世界传播》（Lire la communication-monde...
当“安全逻辑”无限扩张，每个人都在付出代价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地位，人人都在生存拼搏，但似乎生活依旧不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1日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相互依赖虽然会产生风险，但总体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供应链、芯片、数据、传播、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甚至科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的视野。 安全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理逻辑。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不存在真实风险。恰恰相反，全球化越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复杂，确实越容易产生新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之后，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本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合作和谈判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安全逻辑处理？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再只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安全风险，而是安全化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一、安全意识增强，并不等于世界更加安全 安全化最初有其合理性。 全球化让国家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也让风险能够迅速跨越国界。一个供应链中断，可以影响全球产业；一次网络攻击，可以迅速波及多个国家；关键技术被限制出口，可能改变一个产业的竞争格局；数据泄露，也可能产生跨境影响。 因此，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脆弱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变化：从“哪些东西存在安全风险”，逐渐转向“哪些东西都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一旦这种思维成为主导逻辑，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外国企业、国际学生、科研合作、数据流动，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安全问题。 安全的边界因此不断扩大，而安全边界越大，正常交往的空间就可能越小。长此以往，人类将被自己圈禁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于是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悖论：我们究竟是在消除风险，还是在不断扩大“风险”的定义？ 如果所有领域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那么最终可能出现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而是一个任何正常联系都需要首先证明自己是安全的世界。 二、全球化最大的价值，恰恰来自“相互依赖” 全球化并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没有风险才产生的。 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相互依赖，通过分工合作获得更大的整体收益。...
声誉安全：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声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资产：它降低国际社会的判断成本，也降低国家在危机中的信任损失。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31日 在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认知竞争、信任竞争和规则竞争的今天，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不只是军事、经济或技术风险，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它、信任它以及是否愿意与它合作。由此，“国家声誉”逐渐进入国际传播、安全与战略研究视野。 “声誉安全”（reputational security）并非新概念。早在201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Nicholas Cull就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为对“软实力”理论的重要延伸。近年来，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开始讨论国家声誉如何影响国际信任、政策合法性以及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的目标正在从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转向维护国家声誉及其所产生的国际信任。 一、从国家形象到声誉安全 传统的国家形象研究主要回答“世界怎么看我”。国家品牌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形成积极印象”，软实力理论则关注这种积极印象能否转化为吸引力。 “声誉安全”提出：当国际环境出现危机、冲突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个国家能否依靠长期积累的声誉，维持国际社会对它的基本信任？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声誉并不是简单的知名度，也不是一时的好感，而是国际社会根据一个国家长期行为形成的相对稳定判断。 声誉的核心不是“别人听到了什么”，而是“别人根据长期经验相信什么”。 因此，声誉具有明显的累积性、关系性和时间性。一个国家今天的传播行为，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今天的舆论，也可能影响未来国际社会对其承诺、政策和行为的判断。 二、国际传播正在从“塑造形象”转向“积累信誉” 如果说国家形象更多关注“被看见”，那么声誉更关注“被相信”。 这要求国际传播发生三个变化。 第一，从“传播形象”转向“积累信誉”。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行为长期不一致，传播投入越大，反而可能扩大认知落差。真正具有声誉价值的国际传播，必须建立在可信行为基础上。 第二，从“争取好感”转向“降低不确定性”。国际主体对一个国家的判断，最终往往服务于行动决策：是否投资、是否合作、是否相信其承诺、是否愿意维持长期关系。因此，声誉的战略价值并不只是“形象好”，而在于能否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预期。 第三，从“回应舆论”转向“建设声誉韧性”。今天的信息环境高度碎片化，负面信息、错误信息和情绪化叙事都可能迅速扩散。一个国家不可能消除所有负面舆论，也不可能对每一次质疑都进行回应。真正重要的是，当危机发生时，国际社会是否拥有足够的既有信任来抵消短期冲击。这就是声誉的“安全功能”。 三、声誉为什么具有安全价值 “声誉安全”的核心，并不是让一个国家永远保持正面形象，而是使其在不利环境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信任储备和声誉韧性。...
文章推介
海外关注：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布“寰舆智应”
2026年4月12日，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软件工程学院联合发布“寰舆智应大模型1.0”。这一系统的出现引起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海外研究机构的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8日 与一般的AI内容生成工具不同，“寰舆智应”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一条国际传播信息可能产生什么反应？传播者又应当如何据此调整信息？这正是该系统受到海外关注的主要原因。 一、不只是生成内容，而是模拟受众反应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官网将“寰舆智应大模型”列为学院自主研发成果，并将其与“世界看中国”全球公众对华认知跨国调研工程并列介绍。 据2026年4月信息，“寰舆智应大模型1.0”主要用于国际传播场景中的舆情模拟与决策支持。 其基本思路与传统的AI写稿有所不同。传统生成式AI主要解决“说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而“寰舆智应”进一步加入了“对方可能如何理解和反应”的模拟环节。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18日发表文章指出，该系统据称构建了覆盖18个国家、超过1万名模拟用户的“虚拟人口”，用于模拟外国受众和媒体对事件及传播信息的可能反应。 换句话说，它尝试把“受众”也纳入AI模型。 二、海外为什么特别关注？ ASPI关注的是它所代表的国际传播技术路径。...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英国《卫报》：中国产业向内陆转移，是“第三线回归”吗？
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六家网站冒充新加坡媒体 被新加坡集中封杀
当“本地媒体”被批量伪造，信息治理的对象就从内容本身，转向平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30日发布 一、事件概况：6个“本地媒体”网站被集中屏蔽 2026年4月，新加坡政府通过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联合相关部门，要求本地互联网服务商屏蔽6个网站的访问。这6个网站分别为：singaporeheadline.com、singaporeweek.com、singapore24hour.com、nanyangweekly.com、singaporebuzz.com以及sgtimes.com。 这些网站在形式上具备典型新闻媒体特征：栏目完整、页面规范，并持续更新涉及新加坡与国际事务的内容。然而，监管机构认定其并非真实的新加坡媒体，而是“伪装为本地媒体的非真实网站”。此次行动并非针对个别内容，而是对一组具有相似特征的网站进行集中处置。 二、运作方式：以“本地化外观”构建可信度 从公开信息看，这批网站在运作策略上具有明显一致性。 在命名层面，普遍使用“Singapore”...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美欧日紧盯中国涉台传播
台湾问题不仅是两岸关系议题，也是国际舆论与战略竞争的重要场域。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在研究中国的涉台信息活动，但各自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9日 一、美国：关注中国如何影响台湾社会、削弱外部支持 美国对中国涉台传播的关注，已经从一般性的舆论竞争延伸到社交媒体操纵、人工智能应用和军事行动中的信息影响。 2025年11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专门分析中国对台湾的影响活动。报告称，中国相关行为体使用网络水军、自动化账号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网络讨论，试图围绕台积电赴美投资等争议议题制造社会分歧。报告还妄称，一些相关组织向台湾社交媒体网红提供报酬，要求其在内容中加入亲北京的信息。 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也分析了中国针对台湾的信息行动。报告称，在2024年5月和10月解放军举行的“联合利剑”演习期间，中国方面通过无人机投放传单、发布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宣传图像等方式，向台湾社会传递政治信号。 美国的关注还涉及中国如何向不同受众传播不同叙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5年报告指出，中国面向国际受众的宣传倾向于淡化对台动武的可能性，而面向国内受众的宣传则可能强调台湾方面的挑衅及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报告认为，这种差异值得警惕，因为它可能反映中国在为不同受众准备不同的战争叙事。 美国的核心判断是，中国的涉台信息活动不仅是宣传问题，还服务于政治分化、心理施压和军事战略目标。但上述报告中的具体指控，有些来自台湾政府部门的统计和判断，有些属于美国机构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每项指控都已得到独立验证。 二、欧盟：将中国涉台信息活动纳入外国干预议题 2021年11月，欧洲议会外国干预问题特别委员会（INGE）派出代表团赴台湾，专门了解台湾应对信息操纵与外国干预的经验。这是欧洲议会首次正式派团访台。 代表团总结称，台湾自2018年以来遭遇了被归因于中国大陆的多轮信息活动，相关传播试图推广北京的叙事、强化反美情绪、削弱台湾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信任，并压制反对中国的声音。欧洲议会还将台湾视为研究中国相关信息活动的重要观察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