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传播
世界传播：被中国学界忽视和误解的传播理论
在法国传播学界，一个与“国际传播”看似相近、实际上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概念长期存在，并在近年来得到重新阐释，这就是“世界传播”（communication-monde）。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3日 “世界传播”并不是“国际传播”的法语变体。它所试图改变的，是观察传播的基本方式：不再把国家及其边界作为传播研究的天然起点，而是考察传播网络、技术、资本、文化、知识与权力如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在中国传播学界的讨论并不充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提及“世界传播”，也容易将其理解为“全球传播”或“国际传播”的另一种说法，从而忽略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向。 一、世界传播：一个并非简单替代的概念转向 “世界传播”与法国传播学家Armand Mattelart密切相关。1992年，Mattelart出版《世界传播：思想与战略史》（La Communication-monde : histoire des idées et des stratégies），追问传播如何逐渐发展为连接不同社会、组织全球关系并参与塑造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 Mattelart的贡献在于，通信网络的扩张从来不是中性的。传播技术、媒体组织和信息流动往往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文化扩张以及社会整合相互交织。 “世界传播”关注的并不是传播如何简单地“跨越国界”，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传播网络不断突破国家边界之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就是说，世界传播追问的是“传播如何参与构成这个世界”。 这一理论传统得到法国传播学者Bertrand Cabedoche的系统发展。2023年，Cabedoche出版了600多页的法语专著《21世纪的世界传播》（Lire la communication-monde...
文章推介
2026年1-4月中国新建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高校层面几被境外忽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国际传播：提高声量，就能赢得信任？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全球信息空间中的可见度明显提升，国际传播已从过去的“被解释”逐渐转向主动“解释中国”。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然而，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提高国际传播声量，是否必然能够赢得国际信任？答案并不简单。 国际传播的意义，不只是让世界听见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并将国家综合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声量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一、国际传播首先解决“可见度”问题 国际传播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是可见度，即世界是否知道中国，是否能够接触中国的信息。在这一层面，中国国际传播取得了明显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科技实力提升、企业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环境中的重要参与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世界是否听见中国”，而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换言之，过去的核心任务是扩大国际存在感，而现在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认知影响力。 二、声量提升并不等于信任提升 国际传播效果并不是单一指标。从传播效果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在美国，发表什么文章会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近年来，美国围绕“外国影响”（Foreign Influence）的监管持续加强，高校、智库、媒体、游说机构等都成为美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一个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在美国，发表一篇文章也可能进入“外国影响”监管视野。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日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不是强调言论自由吗？为什么发一篇文章也会受到监管？” 实际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文章本身，而是文章背后的关系、目的和身份。 一、美国关注的，不只是文章内容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正常发表学术论文、新闻评论、时事分析或个人观点，一般不会因为观点本身而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监管。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就可能进入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 文章是受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机构委托撰写；发表目的是影响美国公众、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对某项政策的看法；作者与外国主体之间存在代理、指挥、控制或资助关系，而这些关系没有依法披露。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就不再是文章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作者是否实际上代表外国主体在美国开展影响活动，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应当依法登记和公开。...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