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
美国智库提醒中国：对外投入多，不等于更有影响力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真正决定影响力的，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这些投入如何被理解与认同。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围绕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与影响力问题，国际政策界与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AidData发布的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ver a Decade of Disruption，是其中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AidData是一家依托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全球发展融资与援助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政策研究，以数据驱动方式评估各国发展合作的规模、模式及影响，在国际发展与地缘经济议题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类研究并未简单比较“谁投入更多”，而是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发展合作中，投入规模为何并不必然转化为影响力优势。 一、从“投入竞争”到“影响力评估” 过去十余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与融资支持，在东南亚等地区形成了显著的“结构性存在”。港口、铁路、电力网络等项目，不仅改变了当地经济面貌，也重塑了区域发展路径。从可见度与物理存在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具活跃度的外部力量之一。 然而，《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提供了一个不同维度的观察。该报告基于对全球发展中国家政策精英的大规模调查，评估不同发展伙伴在“价值、可靠性、响应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其结果显示，在部分关键认知指标上，传统西方国家及多边机构仍保持较强优势。 这意味着，一个看似直观的逻辑——“投入越多，影响力越大”——在现实中并不成立。相反，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 二、影响力的“双轨结构”...
文章推介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苏醒
近年来，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洲的数字主权意识已经苏醒，开始维护自身数据安全、技术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一、非洲数字主权的核心挑战 （一）数据控制权薄弱 非洲90%以上的数据存储依赖欧美或中国的云服务商（如AWS、阿里云）。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存在被滥用的风险。Meta（Facebook）曾被指控利用非洲用户数据训练AI模型，却未支付合理费用；TikTok在非洲的隐私政策合规性频遭质疑。 （二）数字基础设施依赖外部 非洲互联网骨干网络多由外资企业（如法国Orange、中国华为）建设，关键技术（如5G、AI算法）受制于人。卫星互联网领域，SpaceX的“星链”已覆盖30多个非洲国家，但可能挤压本土电信企业生存空间。 （三）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非洲是全球网络犯罪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23年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超40亿美元。关键领域（如政府、银行）的系统漏洞常被外国黑客组织利用。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策略 （一）立法与政策强化数据控制 尼日利亚2023年通过《数据保护法》，要求跨国企业将公民数据存储在境内服务器，并对谷歌、Meta等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南非《个人信息保护法》（POPIA）严格限制数据跨境传输，违者最高罚款1000万兰特。非盟《2030数字转型战略》推动建立非洲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减少对外部规则的依赖。 （二）推动本土技术自主...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今年的中国，圣诞气氛浓郁了
文/毕研韬 今年平安夜，上海、北京、海口等城市的街头被圣诞元素装点得缤纷多彩，这不仅是一场节日的盛宴，更是中国社会心态成熟与文化自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一、节日回归本质，远离过度解读 往昔，圣诞节在中国常被误读为“西方文化入侵”，甚至被赋予政治色彩。今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符号已淡去敏感意味，成为城市生活中自然融入的新元素。人们拍照、购物、社交，享受节日的轻松与愉悦，无需过多政治解读，节日真正回归了庆祝的本真。 二、热点城市先行，传播优势凸显 上海、北京、海口之所以成为圣诞氛围的热点，并非因为对圣诞的特别偏好，而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夜景；北京，外交中心的媒体聚焦与外籍人口；海口，自贸港的国际游客与免税购物。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便能迅速传播，形成视觉冲击。 三、对外展示开放，沟通无障碍 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这些城市的圣诞氛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的城市生活依然开放、可预期。无需每个节日都成为立场的表态，生活本身就在静静诉说中国的包容与沟通意愿。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种低调的生活展示，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说服力。 四、对内传递松弛，生活重归本真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圣诞氛围带来了心灵的放松。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紧绷，节日不应被政治化。年轻人可以自由享受节日的欢乐，无需被迫表态或站队。这种社会松弛感，让生活回归了多彩与温馨的本真。 五、年轻一代：节日是生活的调味剂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节日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交和体验的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忽略，无需将节日与价值立场挂钩。这种自在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的宽容与成熟，也让节日更加轻松愉快。...
后达赖时代：大宝法王能否成为全球藏传佛教的核心领袖？
导语：在达赖喇嘛年事渐高的背景下，全球藏传佛教正面临权威结构的关键转折：是延续单一核心，还是走向多中心格局，而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正处于这一问题的交汇点。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后达赖时代”正逐步从抽象议题转化为现实关切。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全球藏传佛教是否仍会围绕单一权威运作，抑或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的角色，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统一权威的现实基础：当代结构的起点 在当代藏传佛教与流亡藏人社会中，达赖喇嘛具有高度集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性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宗教层面，也在整体方向与对外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这一核心，西藏流亡政府及其行政体系承担日常治理与事务执行职能，形成一种以精神权威为中心、行政结构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这一意义上，“统一领袖”并非纯粹理论设想，而是在特定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讨论未来时，“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人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性约束：权威能否被复制 尽管现实中存在统一权威，但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仍有待审慎评估。 首先，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宗教传承、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权威，未必能够通过单一机制加以延续。 其次，藏传佛教内部长期存在多传承并行的结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与萨迦派各自拥有稳定的教义体系与组织网络。这种结构既提供了多元活力，也意味着权威整合需要跨越既有边界，其路径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部分重要转世体系内部仍存在不同认定的情况。尽管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但其制度性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共识的形成。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