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中共机关报

中共机关报

1 Articles
传播学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向导》发刊词

【《无界传播》编者按】《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蔡和森为首任主编。它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核心,评述国内外时事、阐释革命主张、指导工农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旗帜鲜明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统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向导》发行量巨大、影响遍及全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被誉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思想旗帜与舆论向导。以下是《向导》发刊词。—— 2026年5月3日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 (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为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文章推介

亚洲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亚洲

中国要警惕坠入“双盲”陷阱

文/毕研韬 在大多数社会中,决策者依赖“内参”系统(大致相当于西方语境中的情报系统)了解世界态势,而老百姓则依靠大众传播(含社交媒体)来感知环境变化,而如果内参系统和大众传播的过滤功能继续增强,那么决策者和老百姓对环境的认知都会失真和扭曲,决策就会进入盲目状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认知双盲”。 在特定时区空间内,信息流量的大小和方向,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和繁荣。这是我反复唠叨了数十年的一个道理。过于精密的信息过滤,大概率会导致“反噬”。鉴于此,2013年11月14日我在香港《文汇报》第20版发文疾呼:“隐情不报猛于虎”。那时还血气方刚,还想指点江山。 中国文人志士自古就面临“‌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选择,而老毕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和“播火人”,是因为我现在更看重民智提升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2002年,我在考文垂大学学习时,就意识到了信息开放应以渐进方式进行,否则会引发认知混乱乃至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渐进不是不进。

传播学

周边传播:制度传播的实践路径

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亚洲

台湾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

文/毕研韬 2024年1月17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挂牌成立“认知战研究中心”,下辖“两岸情势研析处”、“国内安全调查处”及“资通安全处”三个部门,分别负责认知作战研究、认知战情报搜集与分析、应处反制。台湾的“资通安全”相当于大陆的“信息安全”。 相关部门称,认知战研究中心已聘请学者专家担任咨询委员。 2024年3月6日下午,刚成立两个月的“认知战研究中心”曾组织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2019年8月设立“假消息防制中心”,2021年4月升格为“资安工作站”,2024年1月再升级为“认知战研究中心”。五年内实现三连跳,可见台湾战略界对认知作战的重视。台湾所称的“资安”是“资讯安全”的简称。 台湾当局已于2020年1月15日公告实施《反渗透法》。 我要提醒的是,台湾已初步建立由政府行政部门、民间组织和军方组成的“三位一体”认知战网络,并已初步构建国际联盟和认知网络。 关于“认知网络”的内涵及其战略价值,大陆专家几无关注,有兴趣的网友可自行研究。 在下认为,要想透彻理解认知战,就需先了解“认知安全”概念。张昆、张明新、陈薇主编的《国家形象蓝皮书: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20-2021)》收入了拙文一篇,题为“跨文明对话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文章提及“认知安全”概念。《青年记者》2023年6月(上)刊发了拙文“认知安全视域下生成式AI监管研究”,文中也介绍了认知安全概念。 最后声明:作为民间人士,洒家向来反对信息武器化。此时的笔者,更愿意通过传播来促进理解、合作与和平。为此,我们需要志士仁人站出来推动韧性社会建设,建立全球和平网络,曝光那些操纵社会认知以谋取私利的不光彩行为。 May the...

Blog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完成换届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欧洲

法国总理:中俄对法大规模信息干预

3月25日,法国总理贝鲁在法国“警惕和保护外国数字干扰局” (Viginum)召开的2025论坛上表示:我们已发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规模信息干预。 他说,在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背景下,法国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信息战。 他补充说,如果公民无法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民主制度就无法持久;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团结一致、在同一民主理想之下的共同体。 Viginum 成立于2021年7月13日,其使命是捍卫法国及其国家利益免受境外数字干扰,隶属于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总局(SGDSN)。该机构官网:https://viginu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