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之所以将中国海外统战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根本原因在于担忧其可能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海外社会的重要渠道,并进而影响当地认知环境、社会关系和政策决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近年来,中国海外统战工作已逐渐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国家安全框架。美国国会、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智库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通过报告、听证、立法和执法推动其制度化。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及欧盟也相继建立相关机制,形成跨国政策协调趋势。换言之,海外统战已演变为围绕外国影响、开放社会治理和国际传播竞争的一场认知与制度竞争,而这必然会重塑中国海外统战活动的国际环境。 美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纳入国家安全视野,是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活动关乎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影响、社会整合、信息传播和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在美西方政策语境中,海外统战不再是单纯的侨务或公共外交问题,而被置于“外国影响力”“认知安全”和“民主制度韧性”等框架下进行审视。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如何通过海外组织网络、社会关系和传播渠道影响当地政治与社会认知;如何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开展身份认同和价值连接;这些活动是否可能改变开放社会的信息环境和政策形成过程。 一、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外国影响”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 美西方关注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方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而逐渐延伸至社会影响、认知塑造和制度竞争。过去,国家影响力主要通过政府间外交、经济合作和军事力量体现,而今天,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社会网络、公共认知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能力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其海外社会联系、侨团组织、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不仅具有社会功能,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它们关注的并非单一组织或个别事件,而是这些社会网络是否可能成为国家影响力向海外延伸的渠道。 换言之,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海外统战被美西方重新定义为一种“非传统影响方式”。其关注重点在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信息传播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可能影响公众认知、政治讨论和政策选择。 二、开放社会治理逻辑:担忧外部影响改变内部政治生态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开放社会自身的治理逻辑。欧美国家长期强调社会开放、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但开放环境也意味着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社会空间。如何区分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影响活动,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新治理难题。 在美西方政策框架中,海外统战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外国力量是否利用开放社会中的制度空间,对政治过程、社会组织或公共舆论产生不透明影响。 因此,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海外华人组织与中国政府、政党或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否透明;二是海外社会团体是否在特定议题上受到外部协调或影响;三是个人、企业、学术机构和社区网络是否可能成为政治影响渠道。 这种关注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开放社会安全困境”:开放本身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优势,但开放也可能产生被外部力量利用的风险。 三、认知竞争升级:信息传播成为影响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第三个原因,是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国家影响力越来越依赖对信息环境和认知空间的塑造。过去,国家间竞争主要争夺资源、市场和地缘空间;如今,越来越多国家认为,谁能够影响公众如何理解现实,谁就可能影响政治选择和国际秩序。 在这一逻辑下,美西方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关注,与其对“中国影响力传播”的整体担忧相关。它们认为,海外组织网络、文化交流、媒体传播和人员联系,都可能影响当地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因此,其关注的不仅是“传播了什么”,还包括“谁在传播”“通过什么渠道传播”“是否存在组织化协调”。这与近年来美国提出的“外国恶意影响”(Foreign Malign Influence)、欧盟关注的“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FIMI)等概念具有相似逻辑,即关注外部行为者如何影响国内信息环境。 四、海外华人身份与政治认同:民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交织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华人群体规模扩大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不断增强。美西方国家关注的是,在这种联系增强过程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2026-07-27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2026-05-22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2025-09-07近日,教皇良十四公开呼吁“解除人工智能的武装”,并警告人工智能可能降低战争门槛、削弱人类责任意识,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类社会。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主要被视为技术、产业和国家竞争问题,而教皇良十四则将其提升到了文明与伦理层面。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从“科技议题”逐渐演变为“人类未来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宗教力量开始正式介入AI治理,这或许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讨论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AI武装化:战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所谓“AI武装化”,并不仅仅是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而是指人工智能开始在战争体系中获得越来越强的自主决策能力。 当前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LAWS)。这类系统可以依靠算法自主识别目标、判断威胁并实施攻击,甚至可能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杀伤流程。 近年来,无人机集群、自主攻击系统、AI辅助战场决策系统等技术快速发展,已经使战争逐渐呈现出“算法化”趋势。 传统战争虽然残酷,但最终仍由人类承担决策责任。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军事指挥官,都必须面对战争带来的道德压力与政治后果。然而,当算法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攻击决策后,战争的伦理结构也可能随之改变。...
2026-05-26文/周启明 在全球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制度传播”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呈现制度设计的逻辑自洽性与全球兼容性,系统重构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 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主张以传播升级与制度设计的互动耦合,取代以“政策外宣”主导的单向传递模式,推动制度本身成为传播的内容核心、逻辑起点与正当性来源。 要使制度传播范式真正落地,北京大学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操作路径,不仅为制度叙事提供在地嵌入的试验场,也为传播策略的柔性转化与语境适配提供了结构支撑。 “制度共构”起于周边 与欧美核心国家相比,周边国家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接受度较高、敏感性较低,具备在文化、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等方面的“语境相似性”。因此,制度传播不必以“强输出”姿态推进,而可转为在周边场域“嵌入-互动-协同”的共建模式。 海南可依托自贸港平台,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机制、文化交流、环保制度、跨境治理等领域推动规则合作、经验分享,从而把制度传播变为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共构实践,进而增加对我国制度模式的理解与接受。 中性表达激活认知通道 在当今对抗性舆论生态中,任何来自“中心国家”的制度宣介往往面临被意识形态化解读的风险,而周边传播的特性之一是传播身份的相对多元化与传播场域的地缘中性化。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建议,中国可通过海南构建“第三方平台”机制,如国际智库合作、区域性多边论坛、专业化行业组织等,实现制度经验的“去标签化”叙事,增强其在周边国家的可接受度。 微尺度叙事塑造制度共鸣 周边传播天然具备“近距离-微叙事-地方化”的特征,正好与制度传播从宏大宣传向日常嵌入转型相契合。海南可在传播中侧重于生态治理、贸易自由、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具体领域的制度实践,讲述制度背后的实践逻辑,引导周边国家在经验比照中产生“相似地位的共鸣”,实现从制度理解到制度尊重,再到制度认同的递进式跃迁。 小结...
2025-07-22《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资料截至2026年5月20日 一、报刊论文 1.毕研韬.“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J].《青年记者》,2008(9):64-65.已被12篇期刊论文、1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1篇会议论文引用。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引用。 2.毕研韬.“西藏危机与传播策略”[J].[香港]《传媒透视》,2008年5月号第5-7页 3.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4.毕研韬.“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第67-71页 5.杨洁、毕研韬.“黎族女装的表意原则”[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2-174 6.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载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2012年3月26日 7.Bi Yantao. “Written...
2026-05-202月25日,美国《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发布了一条独家新闻,其导语称: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接受 Breitbart News 独家采访时表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正试图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就像冷战时期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中国从苏联剥离一样。” 当主持人问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否类似于尼克松当年访问中国以遏制苏联的著名举措时,卢比奥表示: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完全成功地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 他补充道:“我也不认为让中国和俄罗斯彼此对立有利于全球稳定,因为它们都是核大国。但我确实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如果仔细思考的话,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有些国际观察家把美国的这一外交策略称为“逆向尼克松现象”。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现实主义路线,但本质上就是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流行的纵横捭阖策略的现代版。问题是,2200多年过去了,人类仍未跳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藩篱。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这篇报道的题目是 Exclusive...
2025-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