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为什么有些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
中国影响力增长为何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答案既不完全在别人，也不完全在自己，而是在国际体系、传播认知与中国自身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互动之中。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0日 近年来，中国影响力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从经济规模到科技创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事务参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日益明显：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表现出担忧甚至警惕。 这种担忧从何而来？对此，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简单化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某些国家出于竞争需要而刻意抹黑中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社会的担忧完全源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都过于简单。 国际认知从来不是单向形成的结果，而是国际体系、传播环境和国家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体系因素：大国崛起天然会引发关注 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任何一个重要国家的崛起，都会引发国际体系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时，原有权力格局必然受到影响。对于既有优势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利益分配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部分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担忧，首先来源于国际体系内部的权力转移。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 19世纪德国工业化崛起曾引发英国警惕；20世纪日本经济崛起曾引发美国焦虑；冷战结束后美国影响力扩张也曾引发其他国家担忧。 从这个角度看，部分国家对中国的关注甚至警惕，本身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影响力增长还意味着全球产业链、技术体系、金融体系和国际规则的调整。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国家和企业可能面临现实利益损失。 因此，很多担忧实际上源于利益竞争，而非意识形态冲突。 此外，由于中国与部分国家在制度、文化和战略传统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缺乏足够了解。这种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加剧了安全焦虑。 国际关系研究长期发现，国家往往并非最害怕确定的威胁，而是最害怕无法准确判断的未来。 因此，权力转移、利益竞争和安全焦虑，共同构成了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影响力增长的国际体系基础。 二、传播与认知因素：人们面对的未必是真实中国...
把“走亲戚”看成权力博弈：西方媒体误读习近平访朝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公开报道能够证明的是访问发生了，双方进行了会谈，表达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至于“争夺影响力”“平衡俄罗斯”“制衡美国”等说法，则更多属于分析者基于既有理论框架做出的推测，而非已经被证实的事实。 二、中国人理解关系的方式并不相同 如果让许多中国普通人来理解此次访问，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个更加朴素的解释：这就是一次“走亲戚”。 当然，这里的“走亲戚”并非字面意义，而是一种关系逻辑。 在中国社会中，亲戚之间的来往并不一定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也不一定每次都要达成某项成果。很多时候，仅仅是见个面、聊聊天、维系联系，本身就具有价值。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社会经验。 然而，许多西方观察者却习惯于用交易逻辑理解国际关系。他们往往认为，只有签署协议、宣布项目或者达成具体成果，访问才具有实际意义。 于是，当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时，便容易得出“象征性访问”“缺乏实质内容”的结论。 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点：关系本身也是一种价值。 三、被忽略的“关系维系”功能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曾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塑造中国未来的全球结构性力量
【摘要】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政策和经济周期，更受到全球结构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些力量具有长期性、跨国性和制度化特征，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边界条件。本文认为，未来几十年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结构性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技术范式革命、全球经济再组织、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认知空间竞争。其中，技术与认知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而制度适应能力则是决定中国能否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国际秩序；技术革命；认知空间；人口结构；制度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中国正在进入“结构决定时代”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全球化扩张。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许多支撑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化不再单纯强调效率，而开始强调安全与韧性；技术创新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秩序正在从单极主导走向多中心竞争；人口结构开始从红利转向约束；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全球认知环境。 这些变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 与政策调整不同，结构性力量往往难以逆转，却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边界。 因此，理解中国未来，首先需要理解正在重塑世界的深层结构。 二、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未来发展的外部框架 国际权力结构始终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首要外部变量。 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处于全球权力体系中心位置。然而近二十年来，全球权力分布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持续崛起，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旧秩序迅速瓦解，而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多中心时代。 未来国际体系的特征很可能不是单极、双极或简单多极，而是一种多层次、多中心、多议题并存的新格局。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竞争不再只是军事力量竞争，而是规则制定权、技术标准权、金融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的综合竞争。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保持平衡，将成为长期战略课题。 三、技术革命：正在重写国家竞争规则 如果说工业革命塑造了过去两个世纪，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塑造未来几十年。 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和量子科技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这场技术革命已经超越产业层面，开始影响国家治理、社会组织和国际秩序。 技术越来越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 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够影响产业链位置；谁掌握技术标准，谁就能够影响未来规则。...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这一变化意味着，各国对于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未来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陆地、海洋和空中，也发生在数据网络、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平台以及全球基础设施之中。 安全问题正在从军事领域扩展为一个覆盖技术、经济、信息与认知空间的复合体系。 二、东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将香格里拉对话会视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舞台，但今年会议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不愿意被简单纳入中美对抗框架。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维持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尽可能保持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独立空间。 事实上，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级，东盟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被迫卷入大国对抗，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区域稳定都可能遭受冲击。 因此，本届会议中，“合作”“平衡”“开放”“包容”等词汇被频繁提及，而不是冷战时期常见的阵营对立逻辑。 这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塑造自身作为地区秩序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三、中国的“缺席效应”成为焦点...
北京会对台湾动武吗？一位法国专家正在误导西方
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近日提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会跨越卢比孔河吗？”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9日发布 这个比喻借用了古罗马历史中的经典场景：当凯撒率军跨越卢比孔河时，他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也符合西方媒体惯常的叙事习惯。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会发现其中存在几个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 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支持或反对中国大陆，而在于他所代表的一种分析框架，正在影响西方社会对台海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未必真正接近现实。 一、将国家问题人格化 莫伊西提出的问题本身，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个人是否愿意做出某种历史性决定。 这种分析方式在西方并不少见。 近年来，不少西方评论习惯于从领导人的性格、抱负、心理和政治遗产等角度分析中国政策，仿佛重大国家决策主要取决于个人意志。 然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公开定义长期保持高度一致。无论领导人如何变化，台湾问题始终被界定为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而不是某位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工程。 当然，任何重大决策都离不开领导人的作用，但如果将台湾问题主要解释为个人选择，就可能忽视更深层的国家战略逻辑。 当分析框架出现偏差时，结论往往也会随之偏离现实。 二、台湾不是乌克兰，也不是伊朗 近年来，西方战略界越来越喜欢使用类比思维。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台湾被频繁描述为“亚洲乌克兰”。 一些分析人士则进一步将台湾与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联系起来，试图通过既有案例解释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局势。 这种方法有助于传播，却未必有助于理解。 乌克兰是陆地战争，而台湾问题涉及跨海行动。 乌克兰拥有广阔战略纵深和陆地补给通道；台湾则是一座岛屿。 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源于其能源运输通道功能；台湾半导体的重要性则源于其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这些案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战略环境。...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这种说法的核心，是把“决策权”限定在岛内政治共同体内部。 三、北京叙事：强调“整体主权决定权” 从北京的立场来看，台湾问题不只是一个地方治理问题，而是国家主权与统一问题。 因此其核心逻辑是：台湾的未来不能“单独决定”，而是中国整体国家结构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台湾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决策单位，最终方向要放在国家统一框架中理解。“台湾人民”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决策主体。 这个逻辑的重点是：决策共同体比岛内更大。 四、两种叙事真正冲突的地方：不是观点，而是“规则” 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两种政治观点的争论，其实不是。 真正的冲突是：谁有资格定义“游戏规则”。 一方说：规则是岛内选举决定一切。 一方说：规则属于国家统一框架。...
豆包：西方媒体和精英刻意模糊新闻与宣传
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以上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当我指出豆包的观点具有误导性后，豆包表示理解我们的分歧很大，但仍然坚持其观点。豆包的观点，真实反映了中国信息场的基本看法。
全民觉醒：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认知大跃迁
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规训：“正能量”绑架。你焦虑？你emo？你抱怨？立刻有人说你要积极、要阳光、要感恩。现在年轻人不接了：我就emo，我就丧，我就想骂人，怎么了？情绪不需要被审核，痛苦不需要被美化成“成长的阵痛”。 最锋利的一刀，砍在“责任规训”上。 过去，社会总是告诉你：你是国家的一份子，你要顾全大局；你是家庭的顶梁柱，你要扛起责任；你是时代的参与者，你要发光发热。听起来都对，但年轻人慢慢发现一个荒诞的现实——需要你扛责任的时候，你是“主人翁”；需要你分利益的时候，你是“旁观者”。 于是，一句黑色幽默式的吐槽火遍了全网： “纸醉金迷不带我，地球没了全怪我。” 这句话为什么能引发共鸣？因为它撕开了一个最虚伪的规训逻辑：好处轮不到我，锅却要我来背。经济高速增长、财富狂欢的时候，普通人没分到多少红利，但一到承担代价、要牺牲、要“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你——你得吃苦，你得忍耐，你得为未来买单。 年轻人不干了。他们说：纸醉金迷的时候没带我上车，地球要炸了想起让我当救世主、替罪羊？凭什么？ 这不是冷漠，这是公平感觉醒。规训的前提是契约——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但如果你一边让我承受代价，一边把好处留给别人，那对不起，这个规训我拒签。 于是一句老话又重现江湖：你吃菜，我喝汤；不让我喝汤，那我就掀桌子。 这场规训觉醒的核心只有一句话：我的人生，我做主——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更不接受任何人打着“大局”的旗号，让我为别人的盛宴买单。 二、主体性觉醒：我终于活明白了，“我是我自己的”...
文章推介
中国要求欧盟不带情绪和偏见，可行吗？
文/毕研韬 7月10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欧经贸关系表态，呼吁欧方“不带情绪和偏见地看待双方经贸关系，少指责、多沟通，少保护、多开放，少焦虑、多行动，凡事多商量，少去贴标签。”这一番话语态度温和、立场理性，彰显出中方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分歧的姿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呼吁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中，究竟具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 情绪与偏见，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底色 国际关系的现实逻辑，从未以纯粹的“理性假设”为出发点。国家行为并非冷冰冰的运算，而是情绪、认知与利益交织下的产物。“偏见”往往是历史经验与战略焦虑的沉积物，而“情绪”则时常被动员起来，作为凝聚内部共识、推动对外博弈的政治工具。 欧盟近期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临时关税，其背后是欧洲产业界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速“攻城略地”的强烈不安。这种情绪既有结构性根源，也有政治动因。在欧盟的治理生态中，维护本土产业竞争力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回应民意、稳定联盟的政治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情绪化并非“西方专利”。中国在其他敏感议题上，如台湾、南海、科技封锁等，也会展现出强烈的态度色彩，对外使用“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恶意遏制”等批评语汇，同样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这并非外交失范，而是国际传播中常见的叙事手段。 “理性呼吁”更像是一种战略性叙事 中国商务部的这番表述，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能否直接改变对方行为，而在于通过话语塑造，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性和道义上的优势。 其一，对内有助于传递“中方冷静克制、坚持合作”的政策信号，增强社会信心与国际形象的稳定；其二，对外构建了一种“中方主张沟通协商、欧方陷于焦虑防御”的叙事对比，意在削弱欧方的道义正当性；其三，这种话语也有助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中国作为“建设性大国”的印象，与中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相互呼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前置”策略——在规则尚未成形、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先行构建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框架与情绪基调。 欧盟真的能“放下情绪”吗？ 从机制层面观察，欧盟并非一个意志统一的行为体，而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多元利益集团、复杂制度结构构成的治理网络。对华政策自然呈现多层次、多向度的态势：...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国际传播：中国亟待跳出一个“陷阱”
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把jury译为“陪审团”，会导致三重误解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