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接入
关于降低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接入成本的建议
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三）基础接入价格偏高。当前公开的基础方案为5Mbps1500元/月，10Mbps 3000元/月。请注意：政策规定一条线路只能用于特定一个国家，而不是这条国际链接可同时用于多个国家。如要联系更多国家，就要同时申请多条线路，这样运营成本实在太高，所以有海外网友惊叹“比黄金还贵”。[5]还有评论称：海南把跨境数据服务变成了“奢侈品”，限制了中小企业的海外沟通与发展空间。[6] （四）访问权限开放仍有限制。据《南华早报》[7]报道，虽然Google、Wikipedia、YouTube、X（原Twitter）和TikTok等可以访问，但一些网站仍将被禁止访问；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说明哪些类型的内容仍将被屏蔽。 （五）互联网开放仍受质疑。就目前资料看，尖锐质疑海南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两家境外媒体《大纪元时报》与《唐人报》都具有法轮功背景，问题是有些专业平台（如印度的ChiniMandi）因不知情而引用法轮功媒体的信息，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力。当然，社交媒体上的质疑带有碎片化和情绪性。 三、国际舆论与市场反馈：审慎乐观中的结构性疑问 （一）主流媒体态度：肯定探索，但强调“有限性” 国际主流媒体与专业媒体在报道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政策时，整体基调偏向事实性与审慎解读，强调其“有限适用”“高度选择性”“尚待观察”等特征。这种叙事方式并非直接否定，而是在向国际读者传递一个隐含判断：海南在制度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距离“可广泛使用、可稳定预期”的国际数字枢纽仍有距离，与“高水平开放”的公开宣传不符。 （二）社交平台与专业社区的关注焦点 在X、Quora、V2EX等社交媒体上，相关讨论集中于以下问题： 1.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是否“真正稳定、长期可用”； 2.高费用是否会成为“隐性门槛”；...
文章推介
【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万斯副总统称中国人为“乡巴佬”？
4月3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在接受FOX采访时说， “We borrow money from Chinese peasants to buy the...
敦煌外籍主播事件：对各省国际传播中心的警示
近日，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聘用美籍主播古爱华（Edward Kuperman）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表面上这是地方媒体的人员聘用争议，但随着境外媒体报道和国内舆论讨论深入，其影响已超越地方层面，成为观察地方国际传播建设和开放治理能力的案例。 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5日报道称，古爱华“遭中国网民网暴”，并提及部分网民提出“反华”“间谍”质疑；台湾“中央社”7月28日报道称，部分网民质疑古爱华背景，并批评官方传播阵地“竟用公款资助具反华背景的人士”；香港英文媒体《The Standard》报道称，一些网民指控古爱华为外国间谍；香港《明报》文章说，“部分网民质疑他‘反华’，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据报道，古爱华已经放弃聘任资格。目前，敦煌市委宣传部已成立调查组。 从事件影响看，此事已经不宜仅作为地方招聘事件处理。由于涉及地方国际传播实践、公共资源使用、国际舆论环境、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对外开放形象，建议从更高层级开展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一、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各地纷纷建设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探索通过城市形象传播、文化交流、旅游传播和融媒体平台向国际社会讲述地方故事。这一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一些地方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存在建设速度快于制度建设、传播需求快于专业能力提升的问题。 如果缺乏系统设计，就容易出现“重形式、轻机制”“重传播、轻治理”的问题。 二、敦煌事件提醒：国际传播建设需要制度先行...
少林寺释永信被查，中国佛教面临世纪大考
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舆论可以监督韩红，但不能替她做主
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