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对抽象理念的情感投入在降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站在观察者的位置。信息获取高度个性化,关注点落在具体利益与现实议题上,而非被给定的信仰或目标。对权威的态度也趋于工具化:尊重规则,但不依附权威;承认秩序,但不情绪化地崇拜。权威不再是意义的天然源头,而只是提供秩序与资源的平台。 这不是对抗,而是参与度的自我调适。宏大叙事若要重获人心,须凭实际利益与可信承诺,而非单方面的社会动员。 四、理性选择的土壤:成本下降,边界清晰 这种新活法,并非冷漠的撤退,而是深植于现实结构的理性选择。 其一,选择成本下降,改变成本上升。在平台化、市场化的环境中,替代选项触手可及,个体更易通过“退出”实现利益最大化。 其二,心理健康话语的普及,让边界意识深入人心。自我保护、情绪价值,成为人际关系的硬约束。 其三,信息透明度提升,使差异一目了然,不再需要靠理想化的改造愿望维系关系。在此条件下,“筛选”便成为一种精准的风险管理,而非情感的贫乏。 五、效率与共识:不可偏废的两端 这一转向,注定带来双重后果。 一方面,它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提升了决策效率,也强化了个体自主性。社会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理性。 另一方面,倘若筛选成为唯一逻辑,公共讨论可能失却耐心,说服能力或将弱化,社群日益同质,人际联结趋向契约化,深度信任的根基则可能松动。...
2026-02-16中国应避免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8月2日 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做大会发言,题目是:“技术正确是政治正确的保障——亟待调整的西藏文化对外传播战略”。 当时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但常被忽视的传播规律:任何传播目标,都必须通过符合传播规律的方法才能实现。政治目标可以决定传播方向,但不能替代传播规律。 13年过去了,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 今天,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然而,如果国际传播仍然主要沿用传统对外宣传逻辑,将国际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输出,将叙事竞争理解为舆论斗争,那么传播资源的增加是否一定能够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答案并不确定。 中国国际传播亟待跳出一个“陷阱”:把政治正确等同于传播正确。 一、政治正确: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国际传播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国家开展国际传播,都具有自身的战略目标、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美国传播民主价值,欧洲传播规则理念,中国传播自身发展经验和文化理念,本质上都包含政治和价值因素。 因此,政治正确具有必要性。它回答的是:为什么传播?传播什么?...
2026-08-02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2026-06-26文/石敢当 (By Shi Gandang) 如果你这个人能力强,人品好,三观又正,那么恭喜你,在组织里,你基本上混不好。 这是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名言,让无数网民点头称是。 If you are highly capable, of...
2025-08-26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
2026-05-31BI Yantao 1.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rt, Hainan University,China 2.Editor-in-Chief,...
2026-05-09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2025-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