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
《无界传播》的使命：以传播促进理解，以认知调解推动世界和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6日 这一深刻洞见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思想根源。归根结底，战争产生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之间长期积累的误解、隔阂和敌意之中。 因此，维护和平不仅需要政治、安全和外交机制，也需要在人类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建设和平的基础。 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 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关系的建立过程。有效的传播能够减少误解、消解隔阂、促进信任，而失衡的传播环境则可能强化偏见、固化对立，甚至加剧冲突。 基于这一认识，自创办以来，《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始终关注国际传播、文明交流、认知差异与全球和平议题，致力于探索传播如何促进理解、连接不同社会，并为和平实践创造条件。 一、传播的核心使命：促进理解，而不仅是传播信息 在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人类面临的挑战并非信息不足，而是理解不足。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往往拥有不同的历史经验、价值体系和现实认知。同一事件、同一信息，在不同群体中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 这种认知差异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容易转化为误解、不信任、敌意、对抗。 因此，传播的深层使命不应只是扩大信息影响力，更应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解。 真正有价值的传播，不仅要回答“如何让别人听见”，更要回答“如何让不同的人能够理解彼此？” 《无界传播》关注的正是传播中的这一公共价值。 二、认知脱嵌：促进理解的一种传播方法 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冲突，并非完全源于利益不可调和，而是源于不同主体长期处于自身认知框架之中。 个人、群体和社会往往受到自身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经验和信息环境的影响，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 当不同认知结构之间缺乏交流时，就容易产生“只看见自己，而看不见他者”的状态。 为此，《无界传播》提出“认知脱嵌”概念，试图探索一种促进理解的方法。...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coupling） 美国方面长期跟踪发现，在“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项目中，传播内容与项目推进呈现同步结构，例如：基建项目配套媒体报道与纪录片生产；在当地合作媒体中，相关报道在议题设置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主要集中于发展、减贫与治理能力等主题；国际会议与媒体叙事形成议题联动。 这一现象被解读为：传播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嵌入政策执行链条的组成部分。 2. 平台化分发能力（platform-mediated reach） 报告强调，变化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被看见”：借助TikTok、YouTube等平台进行内容分发；使用多语种账号矩阵扩大覆盖面；通过算法推荐进入非既有受众群体。 美国分析框架认为，这种机制使传播具备两个特征：跨边界扩散能力+非线性影响路径。换言之，影响不再依赖传统媒体渠道，而依赖平台结构本身。 3. 长周期运作体系（persistent infrastructure）...
文章推介
全球AI军备竞赛新态势：美国、中国与欧盟的布局
作者：唐摩崖 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赛的核心，若干国家都在为争夺未来AI技术的主导权而加紧布局。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AI不仅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也在军事、社会治理、国际竞争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星际之门与全球技术领导 美国是全球人工智能的先行者，并且在多项技术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其目标是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先进的AI技术，并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美国的AI战略不仅强调技术研发的突破，还特别重视将AI广泛应用于军事、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一个重大贡献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价值，不只在于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地方，更在于通过地方文化的持续传播与积累，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日 2026年9月29日，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学者Emma Martin在学术期刊 Global Media and China 发表论文《中国国际传播中心作为社交媒体上的软实力载体》（China’s...
新加坡防长：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
国际传播的最高价值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分歧无法消除时，仍能保持相互理解、稳定彼此预期、维持基本信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9月17日 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是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争取国际舆论，还是塑造国家形象？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近期连续谈到“战略互信”，提供了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界思考的命题：传播更深层的价值，是让彼此建立并保持战略信任。 9月11日，陈振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谈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他用一句非常直白的话概括今天的“安全困境”：“你的安全，是我的不安全；那我的安全，是你的不安全。”一个国家为了增强自身安全而增加军事能力，可能反过来使其他国家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他看来，突破这种安全困境的关键，是建立“深度互信”。 这个判断值得国际传播学界关注。 一、实力可以观察，但意图必须沟通 陈振声在专访中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军事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重要指标，但比实力更重要的是实力背后的意图。 实力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估，意图却不同。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军舰、飞机和导弹，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卫星图像等方式进行判断；但是，它为什么要拥有这些能力、准备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能力，以及它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却无法单纯通过观察实力得出结论。 意图需要沟通。因此，陈振声说，各国应该“多交流、多接触”，以减少误判和误解，巩固互信基础。...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台湾议题外溢：部分国家将其纳入自身利益结构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近年来，台湾议题的国际属性正在发生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范围不再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西太平洋地缘空间，而是逐渐外溢至更广泛的印太乃至跨大西洋体系。一些原本与台湾距离较远的国家，包括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在政策表述、安全评估甚至实际行动中，将台湾议题纳入自身利益与风险结构之中。这一变化并非单一事件驱动，而更接近一种持续累积的机制性转型。 一、从区域议题到跨区域议题 在较长时间内，台湾问题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核心变量，其分析框架集中于中美关系与西太平洋军事平衡。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化上升，台湾议题的外部性开始显著增强。 这种外部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台湾在高端制造环节中具有关键节点地位。由此带来的不是单一节点的产业依赖，而是跨区域产业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一旦相关链条出现扰动，其影响将跨越地理界限，直接传导至欧洲、日本及其他高度工业化经济体。 其次，海上通道与能源运输体系的安全问题，使台湾周边海域的稳定性开始被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安全计算之中。台湾议题不再仅仅是“区域冲突风险”，而逐渐呈现为“全球系统稳定变量”。 二、利益结构的重新配置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其对台湾议题的政策定位。从传统的“关注”或“表态”，逐步转向更具结构性的“利益嵌入”。 所谓利益嵌入，并非指直接介入冲突，而是指将台湾相关风险与本国关键利益领域进行制度化关联，包括安全战略评估、供应链韧性设计以及联盟协作机制等。 日本在安全政策中的变化较为典型。围绕西南诸岛安全与海上通道保障，其战略文件中对台海稳定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整体评估框架之中。澳大利亚则更多从印太秩序与海上规则体系的角度，将台海稳定视为区域战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以“印太战略”或“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入口，将台湾议题纳入其对外政策讨论与行动之中。这种纳入体现为风险评估、技术依赖、经济安全政策结构性调整，甚至直接军事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