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如何破局？对西藏、新疆与海南的思考
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国际传播如何跨越既有认知鸿沟，形成可持续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日 国际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输出，也不只是地方形象塑造。对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外部认知较为复杂的地区，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内容生产与渠道建设，更取决于制度实践能否被外部受众理解、观察和验证。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强调以制度逻辑替代单纯的信息输出。毕研韬、唐玥宸在《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提出“法治—信任—传播”分析框架，探讨法治创新如何通过制度传播转化为国际信任资源。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海南，也为理解西藏、新疆等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高关注不等于高认同 国际关注度与国际认同度并非同一概念。一个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外部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发展状况、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信息数量增加，也不必然带来认知改善。 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外部受众往往通过既有叙事框架理解新信息；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时，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变判断。因此，传播不能只关注“我们说了什么”，还应研究“对方如何理解”“哪些事实可以核验”以及“认知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具体情境并不相同。西藏涉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等议题；新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相关国际争议；海南自贸港则面临国际市场主体对规则透明度、政策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持续关注。将三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是认定它们面临相同问题，而是考察不同情境下，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资源。 二、从形象叙事转向制度传播 毕研韬、唐玥宸的研究指出，法治能够通过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和运行稳定，为外部主体理解制度提供基础；可验证性则是制度实践与信任形成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不应止于展示发展成果，还应呈现成果如何形成、相关规则如何运行、实际效果如何检验。 海南应围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程序和数据治理等议题，提高制度信息的透明度与国际可读性，让市场主体能够依据公开规则判断经营环境，而不只是接收政策推介。 对西藏、新疆而言，制度传播同样可以延伸至公共服务、生态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就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传播不仅需要展示成果，也应提供具体案例、公开资料和多元观察视角，使外部受众能够在事实基础上形成判断。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更应区分事实、解释与价值判断，避免以单一叙事代替复杂现实。 制度传播并不意味着用制度介绍取代新闻报道、人物故事或文化交流，而是为这些传播形式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形象可以通过叙事呈现，制度可信度则需要实践持续支撑。 三、从传播触达到信任积累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超越短期曝光，建立持续的理解与互动。传播量、阅读量和海外平台覆盖率能够反映信息触达，却不能直接证明外部受众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为此，需要建立更具实质性的评估机制：受众是否理解相关制度的运行逻辑？传播内容是否能够被独立核验？不同信息来源是否相互印证？国际受众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及时回应？这些指标比单纯追求传播规模更有助于识别传播的真实效果。 同时，应推动传播主体多元化，适当引入企业、学术机构、文化组织、当地居民和国际合作伙伴的观察与经验。多元主体并不天然保证可信度，但有助于增加信息来源，拓展对话渠道，并为不同受众提供相互参照的认知依据。 结语 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传播研究，为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值得检验的理论命题：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表达能力，也取决于制度实践的可理解性、可验证性及其与外部认知环境的适配程度。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传播实践不能简单复制同一套方案，但可以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外部受众从接收信息走向理解事实，从观察表述走向核验实践。真正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提高国际可见度，更要使世界能够依据充分的信息理解它、判断它，并在开放交流中修正既有认识。 毕研韬为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唐玥宸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致...
AI越透明，为什么有时越不被信任？
生成式AI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难题：当传播者主动告知受众“这段内容由AI生成”，有时反而会削弱受众对传播者的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25日 2025年，奥利弗•席尔克（Oliver Schilke）与马丁•赖曼（Martin Reimann）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刊发的研究，依托13项实验、4093名受试者的数据发现：在各类任务与职业场景中，主动披露AI使用情况的主体，总体获得的信任评价低于未披露主体。研究者认为，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受众会重新评判传播者的合法性。 由此引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倘若透明会增加信任成本，我们是否仍应当要求传播者保持透明？ 一、AI披露为何会改变信任判断？ AI披露所改变的，不只是受众对技术的认知，更是受众评判传播者的逻辑。 当人们知晓内容有AI参与生成，便可能产生追问：这项工作究竟是谁实际完成？人的参与占比有多少？传播者是否承担了足够责任？这份内容究竟代表谁的立场？ 受众的关注点，便有可能从“内容本身是否可信” 转向“传播者本身是否值得信任”。 席尔克与赖曼的研究表明，这类信任下降并非单纯的“算法厌恶”。即便调整披露形式，或将AI披露设置为自愿或强制模式，信任损耗依旧存在；倘若AI的使用并非传播者主动披露，而是由第三方揭发，信任受损的程度会更为严重。 这揭示出一处关键差异：主动披露AI使用，可能造成即时信任下滑，但刻意隐瞒AI使用，会带来更大的长期信任风险。这正是AI透明度议题最值得研讨的核心。 二、选择“不披露”，问题是否会更加严重？ 设想一种极端情形：由于披露AI会降低信任，越来越多机构、媒体、企业与个人选择不予披露。 短期来看，他们或许可以规避AI披露带来的信任损失，但从长期视角，会催生更为复杂的后果。 受众所见内容看似为人类创作，实则越来越多地经由机器参与生产；受众无法分辨哪些内容经过AI生成、改写或筛选。...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二、国际传播的本质是沟通 长期以来，一些人习惯将国际传播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这个表述没有错，但并不完整。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更是交流；不仅是表达，更是倾听；不仅是输出，更是互动。 传播学研究早已证明，真正有效的传播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信息传递，而是双方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喜欢只顾自己讲话而不倾听的人，国家之间同样如此。 如果一种传播活动总是在表达自己的立场，却很少回应外界的关切；总是在解释自己，却很少理解别人；总是在要求认同，却缺少平等对话，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资源，也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国际传播不是向世界发表演讲，而是与世界展开对话。 三、国际传播首先是建立信任 很多人认为国际传播的目标是影响别人。实际上，在影响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信任。 没有信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国际传播领域有一个基本规律：受众接受信息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如果一个信息源长期保持开放、诚实和专业，即使观点存在分歧，受众也愿意继续倾听。反之，如果受众认为传播者只是在进行立场输出，那么无论内容多么精心设计，都可能遭到怀疑。...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8.不要只讲成就。国际社会更关注问题处理机制。是否公开面对争议、是否具备纠错能力，比成绩本身更具说服力。 9.不要回避敏感议题。回避行为会被自动解读为默认。理性回应有助于控制叙事空间。 10.不要面面俱到。与其泛泛而谈，不如选择可持续议题，形成稳定样本，协助外界持续观察与验证。 11.不要重形式而轻内容。视觉包装只能吸引注意和辅助理解，但不能替代事实与细节。内容是第一性的，传播是第二性的。 三、受众与触达：从自我表达转向有效抵达 12.不要自说自话。重大传播行动前，应进行受众调研。传播不是表达自我，而是进入对方的问题结构。 13.不要假设海外受众天然理解我国发展逻辑。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需要在对方熟悉的概念体系中解释，否则难以进入其认知坐标。 14.区分受众层级。精英（政策圈、商业界、学界）与公众关注点不同。分众分层传播，才能产生结构性影响。 15.不要让官方成为唯一信源。多元表达能够降低“工具化传播”的观感。第三方与民间视角往往更具公信力。 16.不要陷入唯流量思维。互动数据（粉丝数、转发量、点赞数、评论数等）会影响算法排序，但不等于态度改变和信任建立。态度形成依赖长期积累。 四、机制与执行：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式做事...
文章推介
毕研韬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2026年10月16日-18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四周年座谈会》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举行，来自中国与尼泊尔的约50位专家欢聚一堂，就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约18日 应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孙勇教授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毕教授以《国际传播安全化及其对策建议》为题做线上专题汇报。在介绍国际传播安全化概念及其危害之后，毕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国际传播所面对的认知壁垒，并就策略优化提出个人建议。他的跨文明对话立场引起与会者热议。 “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由孙勇教授团队创建，聚焦中国-尼泊尔关系和南亚话题组织跨学科国际对话，如今已成功运行四周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尼泊尔加德满都政策研究室顾问、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博迪亚尔（Leela Mani Paudyal），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卡尔基（Mrigendra Bahadur Karki）教授、雷格米（Balmukunda...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达赖喇嘛办公室声明：达赖喇嘛从未与爱泼斯坦会面
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西方为何总是误判中俄朝关系？
近期，随着俄朝关系持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再次提出一个熟悉的判断：俄罗斯正在取代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伙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俄朝三边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特别是俄朝高层互动明显增加之后，“朝鲜正在转向俄罗斯”“中国被边缘化”“莫斯科正在取代北京”等叙事频繁出现在西方舆论场中。 然而，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把观察视野从短期事件扩展到长期结构，就会发现这类判断往往高估了俄朝关系变化的影响，同时低估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误判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长期存在的认知框架偏差。 一、西方为何认为中国正在失去对朝影响力？ 从表面上看，西方观察者得出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近年来，俄朝关系确实出现明显升温。 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关系显著加强；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扩大；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上的立场也出现调整。 从这些现象出发，许多西方分析机构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俄罗斯则正在填补这一空缺。 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往往停留在现象层面。...
美国国会推出涉藏新法案，猛烈冲撞中国底线
2026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Assuring the Future of Tibet Act of 2026），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2日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该提案需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如通过则进入众议院表决程序；如再获通过，还需经参议院审议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重点关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怎样才能不让西藏议题在国际论坛上弱化？怎样才能让西藏议题继续成为美国的政策抓手？为此提案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全力提高“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