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纪念活动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所有与会国家都具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典型特征。 7. 周边小国和传统友好国家高度出席，体现中国外交对“邻为先”的重视。 8. 与西方疏远、或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的国家集体出现，这是西方分析者的观感。 二、按大洲分布 亚洲国家20位，占77%：其中东亚 2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东南亚 7位（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南亚 4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中亚 5位（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西亚...
文章推介
少林寺释永信被查，中国佛教面临世纪大考
文/石敢当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不当行为而接受调查，震动了社会各界。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性寺庙之一，少林寺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也肩负着佛教精神与道德引导的责任。 佛教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与中华文化深度交织，涉及道德伦理、社会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然而，近年来佛教界的商业化现象日益严重、丑闻频出，突显佛教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 佛教商业化：精神的迷失与道德的困境 近些年来，少林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寺庙的商业化程度愈发加剧。寺庙已经不再仅仅是修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寺庙成了旅游景点和文化产业基地。 商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益，却也让佛教精神性受到了侵蚀。佛教本应致力于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但在过度商业化的过程中，宗教的纯粹性与精神性逐渐被物质化所替代。 释永信事件揭示了这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当宗教信仰被过度包装为商品，信徒对佛教的忠诚和依赖也会受到影响。 道德失范：高僧的权威何在 除了商业化问题，部分佛教高僧的丑闻也暴露了佛教界的道德危机。释永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这种道德失范行为进一步动摇了佛教作为精神引领力量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支柱不仅仅是宗教的教义，更是宗教领袖的道德示范和公信力。高僧作为信仰的象征，其个人行为的失范，直接影响整个佛教的道德权威。 在此背景下，如何恢复佛教的道德权威，如何让信徒重新相信佛教的教义和精神，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坚守信仰的僧人：一片净土与宗教使命...
美国民调：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友善但有底线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大陆民意对台湾整体友好，但在关键议题上坚守底线。 文/毕研韬 调查背景与来源 2026年3月9日，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该调查由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并通过与中国本土调查机构合作实施，属于典型的跨国学术型民调项目。 本报告的数据来自两轮调查：一轮是2025年7月7日至8月15日进行的初步调查（共1428名受访者），另一轮是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进行的正式调查（共2506名受访者）。 总体情感：以“相对温和”为主基调 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公众对台湾的整体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温和正向”特征。以0至100分衡量的情感温度计中，平均得分为62分，这一数值通常被解释为“偏友好”。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未呈现出一种对抗性或敌意主导的社会情绪，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感缓冲带。换言之，在普通公众层面，两岸关系并未被简单地内化为“敌我对立”，而仍保留一定的社会与文化亲近感。 安全关切与历史认同：大陆民意对台认知框架...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把“走亲戚”看成权力博弈：西方媒体误读习近平访朝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