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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在实际操作中,若将行政级别等同于专业能力,决策认知就容易建立在象征权威之上,而非实证分析之上。 三、专家被当作“背书资源”,而不是“判断资源” 在地方层面,出于宣传或规格考虑,专家常被用于提升活动层级或提升形象。这种做法本身并无不当,但如果把“站台背书”等同于“专业论证”,问题就大了。 “背书”解决的是形式问题,而“论证”解决的是认知问题。 如果专家参与只是象征性的,真正的研究意见没有进入决策核心,那么传播体系就可能出现一种结构性现象:活动很多,论坛频繁,报道数量可观,但国际认知改善有限。 这不是执行问题,而是入口问题——谁能真正影响决策。 四、真正的专家往往不会“顺着说” 真正长期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往往强调不确定性,指出潜在风险,提醒误读可能。他们可能不会给出简单肯定的答案,也不擅长迎合情绪。 但正是这种审慎,构成决策安全的基础。 如果制度更容易接受肯定式表达,而对风险提示缺乏耐心,那么决策体系就会逐渐听不到不同声音。短期看似稳定,长期却可能积累误判风险。 国际传播涉及国家形象和战略利益,一次重大判断失误,代价往往远高于一次活动效果不佳。因此,能否听到真实、专业、甚至不那么“好听”的意见,是认知质量的关键。...

文章推介

传播学

制度传播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亚洲

2025年中国彩电销量降至近十年新低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洛图科技(RUNTO)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为3289.5万台,同比下滑8.5%,创下近16年来的市场新低。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下,中国彩电行业已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一、根本原因:内容吸引力下降,电视价值空心化 如果说智能设备普及是“外患”,那么最致命的内因是电视内容吸引力下降,这让大量高价值用户主动远离电视机。一位专业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不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不是硬件问题,而是“内容服务没有吸引力”。 如今,很多精英家庭的客厅已经不再以电视机为中心,电视墙正在从家庭标配变为可选配置。2025年,“去客厅化”成为热门装修趋势,书墙、长桌办公区、亲子活动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背景墙。这是因为人们对电视播出内容缺乏期待——与其被推送同质化的影视剧和说教式的新闻,不如自主选择海内外流媒体服务,掌握内容控制权。 二、直接诱因:用户体验崩塌,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内容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电视产品的使用体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仅为30.2%,创下近十年新低。回想2016年,开机率尚有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具体看,消费痛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开机先看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已成行业标配,30秒算“良心”,1分钟才是常态,最长可达86秒。二是“套娃式收费”:想看热门剧集需充多个平台会员,年费合计超过2000元。三是“操作如走迷宫”:两套遥控器、复杂的层级菜单,老人小孩直呼不会用,年轻人也嫌麻烦。一位网友的吐槽精准概括了这种体验:“开机看电视堪比走迷宫,谁知道出口在哪?中间还有广告、会员,烦不胜烦”。艾媒调研数据显示,仅15.27%的用户每周开电视超过6次,25.57%的用户每周仅开1次甚至更少。 三、竞争替代:移动端全面挤压电视生存空间 洛图科技明确指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数字娱乐产品正逐步取代电视在家庭娱乐场景中的核心地位。人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已超过4小时,而电视观看时长跌破1.2小时。年轻人群体中,73.6%优先选择手机娱乐,仅5.3%通过电视看直播。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在持续流失,德勤报告显示,Z世代有23%、千禧一代有18%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消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核心原因正是“别人播什么我们看什么”的模式已与用户的本能需求相悖。短视频、微短剧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更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碎片化的时间,电视动辄五、六十集的传统剧集模式已被用户主动抛弃。 四、短期冲击:宏观环境叠加效应...

亚洲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So Obedient?

By Michael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considered so easy to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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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传播学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Just Information: The Accelerating Securi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I Yantao 1.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rt, Hainan University,China 2.Editor-in-Chief,...

传播学

警惕国际传播新陷阱:真实信息也能被操纵

美欧转向警惕“真实信息的操纵”:事实可以被选择、重组与放大,最终让受众在全部真实的碎片中形成偏离完整现实的认知。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1日 过去讨论国际信息操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近几年,美欧相关机构关注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信息本身并非虚假,甚至来自真实事件,却可能通过选择、组合、脱离语境、情绪化包装以及算法放大,最终产生明显的误导性传播效果。 一、从“假信息”到“信息操纵”:欧盟关注点正在变化 欧盟近年来逐步使用“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这一概念,替代单纯的“虚假信息”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认为,信息操纵并不只包括制造虚假内容,也包括对事实、信息传播网络和受众认知过程进行有组织的干预。 202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EEAS)发布首份FIMI威胁报告,此后持续进行年度跟踪。2024年的第二份报告分析了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间的750起FIMI事件。2025年的第三份报告则进一步把研究对象从具体内容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账号、网站和跨平台传播网络。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欧盟开始强调“传播方式”本身。 EEAS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很多信息操纵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单一平台,而是在多个平台同时展开,内容由不同账号交叉发布,再根据目标受众选择不同的平台。报告记录的案例中,至少349起使用了“内容本地化”技术,即通过当地语言、文化、事件和社会议题重新组织信息,以提高内容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欧盟还特别关注利用现实社会中的热点议题。EEAS曾指出,相关行动往往借助已经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再加入具有情绪色彩的内容,使信息更容易传播。例如,欧洲方面曾将德国农民抗议等社会事件列入FIMI观察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未必需要制造一个完全虚假的事件。一个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加上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框架和情绪表达,同样可能形成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传播效果。 二、美国也在研究:事实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