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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舆论监督,就是守护国家命脉

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一个社会,只要信息渠道畅通,群众就会相信:问题会被关注,诉求会有回应,权益会被守护,未来就有希望。 这份相信,正是社会稳定最柔软也最坚固的基石。 三、支持舆论监督,才能增强国家治理韧性 真正强大的制度,不是从不跌倒,而是跌倒后能够站起来、走得更稳。真正成熟的国家,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有勇气承认、有能力修正。 历史反复提醒我们:许多重大风险,并非输在资源不足,而是败在信息失真、判断走偏、反馈滞后。如果决策层长期只听到一种声音,就可能对真实世界失去感知。健康的舆论监督,恰恰能让国家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更灵活地调整步伐,更从容地应对风浪。 保护舆论监督,就是保护国家的清醒,保护治理的弹性。 四、支持舆论监督,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向 《联合国宪章》呼唤和平与进步,《世界人权宣言》确认表达与分享的自由。 在今天的世界,信息开放、社会监督、治理有效,早已成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当然,舆论监督不是无序的情绪发泄,更不是不负责任的传播。真正有价值的监督,必须扎根客观事实,心怀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 五、守护国家命脉,需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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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诗里的浮世重担:中国老百姓的挣扎与无奈

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亚洲北美欧洲

如西方与中国角色互换,西方还会打压俄罗斯吗?

答案:不会。若完全置身于当下中国的位置,那么西方对俄政策将以合作与调停为主,而非全面打压。 文/ChatGPT + 毕研韬 一、逻辑前提:角色彻底互换的含义 所谓“角色互换”,并非仅是地理位置调换,而是整体战略身份与价值框架的置换: 换言之,若西方成为今天的“中国”,它们就必须以中国的逻辑来处理俄乌冲突。 二、价值观与战略目标的改变 三、政策选择的合理路径 在角色彻底互换后,“西方=中国”的政策路径应当是: 四、结果推演 由此可见,如果西方真的处于中国的位置:...

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制度传播”概念的国际原创性评估

一个新概念能否成为原创理论,不仅取决于提出者的命名,更取决于它是否形成了区别于既有理论的独立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17日 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更需要明确其研究对象、核心命题与解释框架,并在既有国际学术研究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制度传播”概念,试图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强调制度实践不仅是国家形象传播的背景,也是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对这一概念进行国际原创性评估,有助于认识其理论价值及其与既有国际传播研究的关系。 一、概念来源:从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出问题 毕研韬在2025年发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并在2026年与唐玥宸合作发表的《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阐释其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相关研究提出,制度传播是将传播主体的治理理念、价值观念和制度逻辑,以可验证、可理解的方式置于国际语境,在全球环境中建立信任与共识的过程。这一定义把制度实践与国际传播联系起来,试图回答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及其实际表现,使国际受众理解其治理逻辑,并据此形成对该国的认知与信任? 这一问题意识不同于单纯增加传播内容、扩大传播声量或优化话语表达。它强调,国际传播不仅要说明一个国家主张什么,还要让国际受众能够观察、理解和验证其制度如何运行。 二、国际文献:存在相关研究,但不宜简单等同 国际传播及其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公共外交、国家形象、国际信任、制度合法性等研究传统。这些研究分别关注国家如何与外国公众建立关系、国家形象如何形成、国际信任如何产生,以及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与国际合作。这些成果为理解制度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但不能仅因它们涉及制度、信任或国家形象,就将其认定为“制度传播”的同一理论。 从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看,毕研韬提出的制度传播强调制度本身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关注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内容,并进一步成为国际信任的基础。其理论重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构对外沟通,也不是单纯研究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而是尝试将制度实践、国际受众理解与传播效能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传播学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传播学

理解当代国际传播:安全化、工具化、武器化

当信息日益成为战略资源,国际传播也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信息交流到战略工具,从影响认知到对抗性行动,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0日 当代国际传播已不再局限于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和国家形象塑造,而是日益嵌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信息环境深刻变化,使国际传播的安全属性与战略价值更加凸显。要理解这一变化,需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现象:安全化、工具化与武器化。 一、安全化:国际传播成为安全议题 国际传播的安全化,意味着信息流动、国际舆论、叙事竞争和认知影响等传播现象,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的分析与治理框架。 传统上,国际传播主要与跨境沟通、文化交流、国际形象和公共外交相关。随着信息环境与地缘政治深度交织,信息操纵、网络影响行动、虚假信息传播及其对社会信任和政治决策的潜在影响,逐渐进入国家安全议程。 安全化改变的不只是国际传播的研究视角,也包括政策制定者对传播问题的界定方式。当传播被视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时,信息核验、风险监测、舆情研判和传播能力建设便可能获得更高的政策优先级。 但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传播活动都应被视为安全威胁。过度扩大安全概念,可能模糊正常的信息交流与有组织的信息操纵之间的界限,也会压缩跨文化沟通与国际合作的空间。 二、工具化:国际传播服务于战略目标 国际传播的工具化,是指国家及其他行为体有意识地运用传播手段,实现外交、政治、经济或安全目标。 事实上,传播具有工具属性并非新现象。公共外交旨在增进对外理解,国际传播可以服务于贸易投资、国际合作与国家形象建设。问题不在于传播是否具有目的,而在于特定目标如何影响传播内容、方式及其评价标准。...

传播学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