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学
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文章推介
中国调查记者刘虎已被成都警方拘押近两周
刘虎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这一事件具有重要信号意义。 文/吴守正 2026年2月1日，中国调查记者刘虎及其合作者巫英蛟被四川成都警方刑事拘留，至今已近两周。警方此前通报称，二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及“非法经营罪”，案件目前处于侦查阶段。警方尚未公布更多案情细节或后续司法安排。 公开资料显示，刘虎近期与合作者发布一篇涉及四川省蒲江县个别官员与企业项目关系的调查性文章。该文章发布后不久被删除。警方未就具体证据及指控内容作进一步披露，仅表示案件“依法办理”。 此案在国内法律界与新闻界引发关注。部分律师围绕相关罪名的法律构成、证据标准及侦查阶段程序保障问题进行讨论，关注律师会见权及取保候审等权利是否依法落实。新闻从业者则将此事件视为对调查报道职业风险的再次提醒，讨论调查报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边界与合规路径。 在国际层面，保护记者委员会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等新闻自由组织发表声明，呼吁保障记者权利并强调程序透明。中国外交部门回应称，该案属于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个案，不针对特定职业身份。 截至目前，案件尚未进入公开审理程序，相关司法进展仍有待官方进一步通报。围绕刘虎案的讨论已超出个案层面，成为观察中国调查报道环境与法律适用边界的一个具体节点。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