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一个重大贡献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价值，不只在于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地方，更在于通过地方文化的持续传播与积累，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日 2026年9月29日，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学者Emma Martin在学术期刊 Global Media and China 发表论文《中国国际传播中心作为社交媒体上的软实力载体》（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s as Vehicles of Soft Power on Social Media）。...
国际传播正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中，动机何在？
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当传播渠道、数据资源或关键技术受到外部行为体控制时，国家可能面临信息获取受限、数据暴露、基础设施依赖或关键传播能力受制于人的风险。将相关领域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能够为基础设施保护、技术管制、数据治理和供应链调整提供政策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安全化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降低国家对外部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战略依赖，增强在信息获取、传播渠道和技术应用方面的自主能力。 三、争夺地缘政治竞争优势 在国际竞争中，传播不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也可能影响外交关系、国际合作和第三国的政策选择。国家对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有时会延伸至联盟关系、地区秩序及战略合作。 将竞争对手的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威胁，可以促使政府调整资源配置，强化跨部门协调，并争取盟友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为限制对手的媒体活动、技术应用或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依据。 由此，国际传播安全化可能超越风险防范，成为争夺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其目标不仅是降低自身受到的影响，还可能包括限制竞争对手的行动空间、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以及改变第三国对双方的政策取向。 四、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 国际传播安全化还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谁有权界定传播活动的性质，谁有权制定相关规则，以及谁能够决定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行为应受到限制。 当某些跨境传播活动被认定为安全问题时，相关国家可能推动新的监管标准、平台治理规则、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或国际合作机制。这些规则不仅影响具体传播活动，也可能改变不同国家、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全球信息流动的条件。 因此，安全化可能成为塑造国际信息秩序的一种途径。能够影响威胁定义、规则制定和执行机制的行为体，往往也能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行动边界。 但规则塑造与规则垄断并非同一回事。安全化措施可能有助于应对真实风险，也可能因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过宽或执行权力不对称而引发争议。其国际影响取决于规则的合理性、透明度、适用的一致性及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
美国智库：美国应这样应对中国的信息影响
美国应将对华信息竞争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统筹技术、产业、外交与信息治理，而非仅靠发布信息进行反驳。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7月发布报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信息影响的有效策略》，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信息影响活动的措施存在部门分散、概念界定不统一等问题。报告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将信息政策与技术、产业、外交和数字基础设施统筹起来，而不能仅靠政府发布信息、反驳对手叙事。 这份报告的关注点，已经超出传统的国际传播竞争，延伸至信息生态、政府治理和全球数字规则。 一、美国认为，信息影响不是孤立的传播问题 报告由大西洋理事会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DFRLab）发布，作者为该机构高级常驻研究员Kenton Thibaut。报告认为，中国的信息影响活动与经济、政治、产业和技术政策相互关联，不能仅通过分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内容来理解。 报告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对“信息影响”的定义并不统一。有的部门将其理解为包括宣传、审查、数字治理和国际组织活动在内的广泛行动；有的部门则主要关注外国行为体在社交媒体上协调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 这种概念差异会影响政府部门如何识别问题、分配资源和采取行动。报告因此主张，将中国的信息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国际信息环境中考察，关注传播内容背后的技术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国际规则和外交网络。 二、美国不应只靠发布信息反驳中国 报告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美国应制定一项全球信息战略。 报告认为，美国对信息影响活动的应对容易陷入被动：发现某项传播活动后，政府便试图发布信息予以反驳，却没有充分处理影响信息传播的制度、技术和国际环境。 因此，美国需要把信息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联系起来。例如，芯片与科学政策、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监管、数字外交以及国际互联网治理，不应被视为彼此孤立的政策事项，而应在总体战略中形成协调。 报告同时强调，美国不应简单照搬中国的治理方式，也不应仅仅采取针锋相对的传播行动。它主张美国明确自身希望维护的价值和国际信息环境，并通过政策实践加以体现。 这一思路实际上将国际传播竞争从“谁的信息更有影响力”，拓展到“谁能够影响信息生产、流通和治理所依赖的环境”。 三、报告提出四类具体措施 报告的建议涉及政府组织、数据、信息披露和跨部门协调。 第一，建立更灵活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报告建议打破不必要的部门壁垒，加强相关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允许国会探索更灵活的跨部门资金安排，使资源配置能够反映信息影响活动的综合性。 第二，扩大研究人员获取社交媒体数据的渠道。报告主张制定相关数据访问标准，为独立研究人员分析全球信息环境提供条件。其逻辑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借助可检验的数据，识别信息传播网络及其变化，而不是仅凭个别案例做出判断。 第三，提高政府信息披露的速度。报告建议，在外国信息操纵可能影响公众理解、特别是重大事件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相关机构应及时公开能够披露的信息，并建立相应的解密标准。报告将美国及其盟友在俄乌战争前公开部分情报的做法作为参考。 第四，加强政府部门与盟友之间的信息共享。报告建议，将美国在选举安全领域形成的部分跨部门协作机制，拓展至更广泛的外国信息影响问题，并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在识别标准、信息共享及应对框架方面的协调。...
美联社：中国国家媒体用AI视频讽刺美国
当国家媒体采用社交媒体传播策略时，如何平衡流量与信誉？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美联社2026年4月10日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国家媒体正在利用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和娱乐化内容传播中国的政治叙事，并以美国及其总统为讽刺对象。报道列举了新华社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近期发布的多个视频案例。 这些内容与传统的官方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有所不同。它们不再主要依赖文字论述，而是借助动画、音乐、拟人化角色和故事情节传达政治立场。 一、官方媒体开始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美联社列举了三个案例。 2026年2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段AI音乐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身穿军装的白头鹰，以此讽刺美国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意图。 3月，在特朗普召开“美洲之盾”峰会后，新华社又发布了一段短视频，将美国描绘成一只把其他小鸟关进笼子的白头鹰，并借其台词讽刺美国以安全为名扩大控制。 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部约五分钟的AI武侠风格动画，以白头鹰象征美国，以波斯猫象征伊朗，通过戏剧化情节呈现伊朗战争。视频后来被X平台用户添加英文字幕并转发，美联社称其获得了超过100万次浏览。 这些案例表明，AI已经不只是新闻生产的技术工具，也开始被用于政治议题的视觉化表达和叙事创新。 二、为什么采用讽刺性表达？ 传统的国际传播通常借助新闻报道、政策阐释、专家评论和纪录片等形式传递信息。此类内容能够提供较为完整的背景和论证，但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也面临注意力竞争。 AI动画和音乐视频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们可以把复杂的国际争端压缩成直观的角色、情节和象征符号，使受众在较短时间内理解创作者希望传达的立场。 讽刺还具有鲜明的情绪属性。与直接批评相比，借助幽默、反差和拟人化表达，更容易形成记忆点，也更适合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环境。 2025年4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期间，路透社就曾报道，CGTN和新华社发布AI音乐视频及科幻短片，批评美国关税政策。这说明，利用AI视频进行政治讽刺并非2026年才出现，而是在特定国际争端中逐渐显现的一种表达方式。 不过，采用新形式不等于取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视频获得大量浏览，说明它吸引了注意力，却不能直接证明海外受众接受了其中的观点，更不能证明他们因此改变了对中国或美国的认知。 三、国家媒体应当如何权衡传播效果与信誉？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最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国家媒体能不能讽刺美国，而是它们为什么选择以这种方式表达立场，以及这种选择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新华社、央视等机构具有明确的官方媒体身份。受众对它们的期待，不仅包括信息的真实性，还包括专业性、严肃性和一定程度的判断可靠性。当它们直接采用政治讽刺、娱乐化表达时，受众可能重新理解其角色：它是在提供新闻信息，还是在参与政治论战？ 这是否意味着讽刺必然损害媒体信誉？不同受众对此可能有不同反应。对于本来就认同相关立场的人，讽刺视频可能强化既有看法；对于重视新闻专业性、对发布机构持怀疑态度的人，这类内容则可能被视为政治宣传。 因此，需要区分三个指标：传播内容获得了多少关注，受众是否接受了它所表达的观点，以及受众对发布机构的信任是否发生变化。...
中国学者提出的两个国际传播原创概念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理论，也需要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概念与理论。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的空间结构、制度基础和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主张。 梳理这些成果，不能简单罗列新名词，也不能把一般传播学理论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都视为原创。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者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或解释框架，是否突破了既有理论的解释边界。 从目前梳理的成果看，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是两个值得重点讨论的原创理论。 一、周边传播：重新认识国际传播的空间逻辑 周边传播理论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陆地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出，后经持续研究逐步发展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2024年，该理论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2021—2022年度原创概念、理论评选的四项成果之一。 周边传播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周边空间及其关系结构置于传播研究的重要位置。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文化联系、历史交往和现实利益，会影响信息流动、受众认知及传播效果。国际传播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传播主体向境外受众输出信息，还需要研究传播发生的空间条件，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传播过程。 陆地等学者在《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等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论依据、功能与应用，推动其从概念提出走向系统化建构。 周边传播的理论价值，在于将地理与关系因素纳入国际传播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周边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提供了不同于一般信息流动研究的视角。 二、制度传播：从信息输出转向制度认知 制度传播是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国际传播原创概念。其理论核心是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使制度实践成为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 制度供给者通过制度设计、执行和服务等实际行动释放制度信号；国际主体则通过参与和体验制度形成认知，并通过自身行动和经验向其他主体传递信息。制度实践由此进入国际传播过程，并可能通过可验证性、可理解性和可预期性影响国际信任的形成。 制度传播试图将制度运行与传播过程联系起来，强调传播行为与制度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不仅是传播所描述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影响传播效能的重要资源。制度规则能否得到理解、治理实践能否被观察、制度运行是否具有可预期性，都可能影响外部受众对一个国家及其制度的判断。 制度传播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制度设计、治理实践、外部认知与国际传播效能联系起来，推动研究视角从信息呈现进一步延伸到制度如何被理解和评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制度传播不能简单等同于英文文献中的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术语相近并不意味着概念相同。判断两者的关系，应当比较其研究对象、核心定义和理论机制，而不能仅依据字面翻译。 三、原创理论需要什么标准？ 周边传播与制度传播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路径并不相同。前者侧重国际传播的空间及关系结构，后者侧重制度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是尝试从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出发，提出新的分析问题与解释框架。 评价此类成果，需要考察三个方面。 首先是概念原创性，即核心定义与既有研究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其次是理论系统性，即概念是否形成相互关联的命题和解释机制。最后是解释能力，即理论能否说明传播现象为何发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及如何通过经验研究检验。...
美国智库：东南亚华文媒体成中美博弈新焦点
美国智库试图引导世界从安全化视角审视东南亚华文媒体，并将其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新领域。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0日 2026年10月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报告《理解东南亚华文媒体生态》（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Language Media Landscape in Southeast Asia），系统梳理东盟11国的华文媒体生态。报告将中国相关媒体活动与外国信息操纵、区域安全及中美战略竞争联系起来，反映出美国对华竞争正在进一步延伸至东南亚的跨境传播网络与当地信息环境。 一、华文媒体为何进入美国战略研究视野？ 这份报告并非单纯的区域媒体调查。报告开篇便将印太地区置于中美长期战略竞争背景下，指称中国通过与中国官方有关联的华文媒体及其他渠道开展影响力活动，并将相关活动与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在区域内的支持基础联系起来。报告还提出，如果不了解东南亚华文媒体的规模、覆盖范围和影响，就难以制定应对中国信息战的有效战略。 由此可见，报告的重点不仅是华文媒体在哪里，还包括这些媒体可能产生怎样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媒体的所有权、内容合作、跨境资源联系、记者培训及人员交流等，都被纳入其分析视野。 这意味着，华文媒体不再只是一个语言传播或侨民文化议题，也被置于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竞争的框架下审视。对于美国政策研究机构而言，理解华文媒体生态，是识别和评估中国区域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媒体生态研究到信息安全议题 报告涉及的活动包括中国相关媒体与当地媒体的内容共享、对当地华文媒体的投资或收购，以及面向东南亚记者的培训和交流项目。报告认为，这些活动可能影响当地的信息环境，并将其中部分现象与中国的影响力运作联系起来。 问题在于，同一种活动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路径。媒体之间签订内容共享协议，可能是商业合作，也可能是扩大内容传播范围的方式；记者赴华培训，可能属于专业交流，也可能涉及传播特定的国家叙事。判断具体活动是否构成信息操纵，仍需考察其实际内容、组织方式、资金关系、编辑自主性及可验证的传播效果。 但在安全化框架下，这些活动可能被赋予超出其直接传播功能的战略含义：关注点从“传播了什么、受众如何反应”，扩展到“谁在支持、网络如何运作、可能产生什么地缘政治后果”。 因此，这份报告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它列举了哪些媒体或合作项目，更在于它如何界定问题、组织证据，并将媒体活动与区域安全联系起来。 三、美国智库试图推动区域伙伴重视相关风险 报告明确提出，应加强与东南亚区域伙伴的合作，并提高对当地华文媒体规模、覆盖范围及影响的认识。报告由此将媒体生态研究与区域合作、信息安全应对联系起来。...
中美在非洲投资，为何未能赢得当地民心？美国智库揭秘关键原因
对外投资能够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却未必能赢得当地社会的好感；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这一挑战。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9日 经济投资能否转化为国家好感？长期以来，对外投资不仅被视为促进贸易、扩大经济联系的手段，也被寄予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期待。然而，投资规模扩大、项目落地和基础设施改善，并不必然带来当地民众对投资国的认同。 2026年5月6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研究文章《外国投资并不必然为中国或美国赢得人心》（Foreign investment is not making friends for China—or the US）。作者John F. McCauley、Margaret M. Pearson和Xiaonan Wang通过分析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探讨经济投入与当地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外投资能够提升投资国在当地的感知影响力，却未必改善当地居民对投资国的好感；类似现象同时存在于中国和美国的投资活动中。 这一研究对理解国际传播效果、国家形象形成机制及经济合作的声誉后果具有参考价值。 一、研究发现：影响力上升不等于好感度提升 研究利用非洲23个国家、750多个中国和美国直接投资项目的地理位置数据，考察投资项目与当地居民对两国的认知和态度之间的关系。...
2026年中国新成立5家国际传播学院
2026年以来，中国高校已成立5家国际传播学院、1家国际传播研究院。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8日 1.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推动学界与业界深度融合 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的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正式揭牌。该学院挂靠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旨在将新华社的全球传播网络、行业资源与复旦大学的学科优势相结合，探索人才培养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于2025年8月组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的成立是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进展。 2.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突出面向东盟的区域特色 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揭牌成立，成为广西高校首所国际传播学院。学院聚焦国际新闻传播、跨文化沟通和东盟区域传播等方向，计划通过整合校内学科资源、深化校媒合作，培养适应中国—东盟交流合作需要的国际传播人才。 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 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将围绕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建设、全球舆情与决策支持、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等任务展开工作，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国际传播学院。 4.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学科融合 5月31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成立。学院以原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为主体，整合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依托学校多语种办学和传媒教育优势，以区域国别研究为支撑，重点关注全球南方及周边国家传播，推动国际传播与人工智能、数据资源及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 5.西南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发挥民族高校的特色优势 9月29日，西南民族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揭牌成立。学院着力培养复合型、实践型和数智型国际传播人才，并计划自2027年起招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自设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其研究方向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翻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翻译阐释以及民族地区国际传播等，体现了民族高校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特色布局。 6.郑州大学：成立国际传播与传媒发展研究院 2026年10月17日，郑州大学国际传播与传媒发展研究院揭牌成立。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文章推介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香港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转型
世界眼中的香港，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文/毕研韬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结构持续重组的背景下，香港的国际形象与功能定位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外部评价趋于分化，但城市运行并未出现简单意义上的“退场”或“替代”。变化的核心，不在标签层面，而在结构层面。 一、国际观感的分化结构 在金融维度上，香港仍被视为全球主要金融枢纽之一。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长期将香港列入全球第一梯队，与纽约、伦敦、新加坡并列。其优势包括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项目高度开放、成熟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地位。 但在政治评价层面，部分西方政府与媒体对香港制度环境持更为审慎甚至批评的态度，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一些国家调整了对港签证、引渡或贸易待遇安排。这种评价分歧，构成了当前国际舆论对香港认知的基本背景。 因此，“世界怎么看香港”并非单一答案，而是两条叙事线并行：一条强调政治制度变化，一条强调经济金融功能稳定。 二、资本结构的再配置 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更具解释力的是资本流向与市场结构。香港股票市场融资规模、债券发行活动及跨境资金流动并未出现系统性断裂，而是投资来源结构发生变化。欧美部分资金的风险偏好趋于谨慎，但来自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的资本活跃度提升。 这种结构性再平衡，使香港的金融生态从“高度全球分散型”逐步转向“亚洲主导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性削弱，而是国际性的来源构成发生改变。只要资本自由流动机制与清算体系保持稳定，香港作为金融接口的功能仍具有现实基础。 三、企业与人才的选择逻辑...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