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传播即外交：特朗普正在改变国际传播逻辑
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Social被世界、乃至美国政府内部人员看到。 到了2026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以伊朗问题为例，2026年2月至8月，特朗普至少在Truth Social发布了319条涉及伊朗的帖子，平均每14小时一条。这些帖子几乎伴随了从威胁、军事行动到宣布胜利、谈判和局势重新变化的整个过程。 这就使一个过去属于外交系统的问题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信息究竟是在“报道外交”，还是在“开展外交”？后者的比例已显著提高。 二、传播开始具有“试探”功能 特朗普传播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他的公开传播具有一种传统外交渠道较少具备的功能：试探。 发出一个信号，看对方怎么反应； 提出一个条件，看对方是否接受； 释放一个威胁，看盟友是否退让； 宣布一个可能的政策，看外界如何反应。...
全球最新民调出炉：这些数据，中国国际传播界必须正视
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8日 近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Focaldata开展的34国全球民调结果发布。这份覆盖3.5万余人的调查，给当前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在“谁适合领导国际事务”问题上，加拿大以60%的舒适度位居第一，日本58%、澳大利亚55%，而美国和中国仅为39%、37%。更引人注目的是，61%的受访者相信：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 对中国国际传播者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被简单归为“又一份民调”，而需要严肃对待。 一、最刺眼的数字：领导力信任的落差 调查中，人们对“哪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更让人安心”这个问题，清晰地排出了一个顺序：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英国、联合国，然后才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分裂——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53%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感到安心，而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3%。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个提醒：硬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让人安心”的领导力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国际公众眼中，可信度、可预测性和低冲突感，正在成为比“强大”更被看重的品质。 二、61%的“去超级大国”倾向 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数据是：61%的受访者支持“没有美中参与的国际合作”。这并非简单的反美或反中情绪，而是对当前超级大国主导模式信任度下降的反映。 过去多年，国际传播常围绕“中美博弈”“两极格局”展开叙事。这份调查显示，全球公众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设想甚至期待一种“中等强国协调”的合作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所倡导的“中等强国”路线，在调查中获得基金会方面的公开肯定，这并非偶然。 对中国国际传播来说，这提示我们：过度聚焦“中美对决”的叙事框架，可能正在与一部分国际受众的心理预期脱节。如何在传播中更多呈现“负责任的参与者”“可合作的建设者”形象，而非单纯的“挑战者”或“替代者”，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课题。 三、对国际机构信任度回升 与对国家领导力的低信任形成对比的是，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普遍上升。世界卫生组织达到69%，联合国62%，世界银行、IMF、WTO等也从去年的少数支持跨入多数区间。 这说明，全球公众并非拒绝多边合作，而是对现有大国主导的合作方式产生倦怠。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制度化、规则化的平台上。 对国际传播的启示在于：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参与、贡献和话语表达，可能比单纯的国家形象宣传更能积累长期信任。如何把“中国方案”更好地嵌入多边机制的叙事中，而不是以“中国主张”的独立姿态出现，值得传播者进一步探索。 四、安全成为最大公约数 调查显示，“防止战争与冲突”以44%的比例成为各国合作的最优先议题，远超其他选项。在几乎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它都进入前三，可见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安全焦虑是真实且普遍的。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和平发展”“共同安全”等理念的传播，不应停留在概念宣示，而需要更多具体、可感知的案例和行动支撑。空洞的口号容易被忽略，而能回应普遍安全关切的叙事，更容易获得共鸣。 五、小结 这份调查并没有宣判谁输谁赢，而只是反映了当前全球公众的一种情绪：对超级大国单方面领导的疑虑在加深，对可信、克制、可合作的行为体需求在上升。 对中国国际传播从业者来说，最需要正视的，不是排名本身，而是排名背后的逻辑——在信息高度流通的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新加坡防长：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
国际传播的最高价值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分歧无法消除时，仍能保持相互理解、稳定彼此预期、维持基本信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9月17日 国际传播的终点是什么？是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是争取国际舆论，还是塑造国家形象？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近期连续谈到“战略互信”，提供了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界思考的命题：传播更深层的价值，是让彼此建立并保持战略信任。 9月11日，陈振声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谈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他用一句非常直白的话概括今天的“安全困境”：“你的安全，是我的不安全；那我的安全，是你的不安全。”一个国家为了增强自身安全而增加军事能力，可能反过来使其他国家产生不安全感，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他看来，突破这种安全困境的关键，是建立“深度互信”。 这个判断值得国际传播学界关注。 一、实力可以观察，但意图必须沟通 陈振声在专访中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分：军事实力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重要指标，但比实力更重要的是实力背后的意图。 实力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估，意图却不同。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军舰、飞机和导弹，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卫星图像等方式进行判断；但是，它为什么要拥有这些能力、准备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能力，以及它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却无法单纯通过观察实力得出结论。 意图需要沟通。因此，陈振声说，各国应该“多交流、多接触”，以减少误判和误解，巩固互信基础。 这触及了国际传播最基本、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传播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的意图。 如果双方只能看到对方不断增加的能力，却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安全就可能陷入“以己度人”的循环。 二、信任不是一次传播形成的 陈振声特别强调，建立互信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且对已经形成的信任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意味着，信任不是一场国际传播活动、一次高层访问或者一次新闻发布会能够制造出来的。 信任来自长期一致的言行。 一个国家今天说什么、明天做什么；在顺境中如何行动，在分歧中如何回应；是否遵守已经形成的机制；是否能够让其他国家对自己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这些都会成为对方判断其可信度的依据。 因此，国际传播如果只重视“传播出去什么”，而忽略“传播之后对方形成了什么预期”，其传播效果就可能被高估。 三、9月16日，他又谈到了“信任的脆弱性” 在9月16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上，陈振声进一步强调战略信任的重要性。 他指出，当前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各国都在寻求增强自身安全，但一个国家采取的安全措施，也可能被其他国家理解为威胁，从而形成新的安全困境。...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学亟需弥补一个短板
国际传播既需要传播学的沟通智慧，也离不开国际政治的战略视野；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补上国际政治课。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从知识来源和基本逻辑观察，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种以传播学为主要知识基础，以沟通、理解和交流为基本逻辑；另一种更多建立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知识之上，以竞争、利益和战略博弈为基本逻辑。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两个边界清晰的学派，而是两种逐渐形成的研究取向。二者关注国际传播的不同侧面，也因此各自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和不足。 一、以沟通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传统之上。其核心问题通常是：如何有效传播信息，如何减少文化误读，如何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如何改善国家形象，以及如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这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国际传播首先是一种传播活动，必须遵循传播规律。无论是媒体传播、公共外交、国际舆论还是跨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媒介、受众、意义建构和传播效果等基本问题。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 国际传播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沟通活动。传播对象不是抽象的外国受众，而是生活在具体国家、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人。受众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本身，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权力结构、历史记忆、地缘政治以及国际事件。 如果缺乏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训练，传播研究就容易把国际政治环境当成传播活动的背景，而不是把它视为影响传播意义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变量。 换句话说，传统国际传播研究比较擅长回答“如何传播”，却有时不够擅长回答“为什么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传播”。 二、以竞争为主要逻辑的国际政治取向 与之相对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国际政治出发理解国际传播。这类研究更加关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国际秩序、战略博弈、话语权以及叙事竞争。 在这种视角下，国际传播并不只是国家之间的沟通渠道，也是国际政治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传播塑造自身形象、影响国际认知、争取国际舆论，并试图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政策和行为。 这种取向弥补了传统传播研究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国际传播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国际传播受到重视，很多时候因为传播与国家利益、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发生了联系。 但这一取向同样存在一个明显短板。 如果缺乏传播学训练，就容易把传播理解为国际政治意图的“传递工具”，仿佛只要战略目标明确、传播内容正确，就能够实现预期效果。 事实上，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图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传播效果。信息进入传播过程之后，会受到媒介逻辑、平台结构、受众心理、既有认知、竞争性叙事以及具体传播情境的影响。传播不是简单的“发送—接受”，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解释、协商、重构甚至误读的过程。 因此，国际政治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要传播”，却未必能够充分解释“传播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三、两个取向，其实各有一个短板 由此看来，两种研究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照。 以传播学为基础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传播，但相对缺乏深厚的国际政治素养；以国际政治为基础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优势是懂国际政治，但相对缺乏对传播规律和传播过程的深入理解。...
战略叙事究竟能改变什么？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战略叙事的真正力量，或许不在于让人相信一个观点，而在于让人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理解“谁是谁、什么是什么，以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4日 近些年来，“战略叙事”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概念。 简单来讲，战略叙事就是各类政治主体围绕 “我们是谁、发生了什么、世界该往何处去”这类核心命题，持续解读国际现实、构建意义体系，并借助传播手段，影响其他主体看待现实、判断利益、预判未来的方式。 战略叙事绝非单纯讲一个故事。它本质上在划定认知边界：哪些现象值得关注、哪些主体拥有话语权、事件应当如何解读、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如何确立。 例如，同一场国际冲突，既可以被解读为安全危机、领土争端、人道主义灾难，也可以被定性为大国博弈。不同叙事不只是措辞上的差异，更是引导外界站在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件事。 由此引出一个核心问题：战略叙事到底能带来哪些改变？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叙事如何影响人的认知、态度与行为。而近年兴起的“战略本体论”（strategic ontology）研究思路，把讨论推向更深层次：战略叙事不仅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会重塑人们对世界本身的认知。 一、不止改变看法，更重塑认知底层逻辑 “本体论”这个概念听着晦涩，可以拆解成三个通俗问题：谁是参与事件的主体？核心矛盾是什么？各个主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勒纳与奥洛克林在2023年提出“战略本体论”，提出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叙事具备“本体论生产力”（ontological productivity）。意思是：叙事不只是对已有国际现实进行解释，还能够重新定义国际政治的参与主体、核心议题，以及各方之间的相处逻辑。 二者的区别十分关键。 以气候变化为例：如果叙事将其定义为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环境难题，那么各国的身份首先是携手应对挑战的参与者。 可倘若叙事着重区分“气候脆弱国家”和“高排放国家”，气候变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变成了关乎责任分配、公平正义、损失补偿与义务划分的矛盾。 议题本身的内核就此发生转变。原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新框架下，问题就变成：“哪些国家排放更多？谁该承担主要责任？谁承受了更多损害？谁需要履行对应的补偿义务？” 这已经不只是改变大众对事件的观感，而是重新界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 据此，战略叙事可以划分出两层作用：第一层，改变人们对现实事件的解读；第二层，更新人们理解现实所使用的基础分类框架。前者改变的是“怎么看事情”，后者则近乎重塑“世界本身是什么模样”。 二、战略叙事：改写主体、议题与相互关系 顺着这一思路，战略叙事带来的核心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谁（主体）、什么（议题）、关系（各方联系）。...
警惕国际传播新陷阱：真实信息也能被操纵
美欧转向警惕“真实信息的操纵”：事实可以被选择、重组与放大，最终让受众在全部真实的碎片中形成偏离完整现实的认知。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1日 过去讨论国际信息操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近几年，美欧相关机构关注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信息本身并非虚假，甚至来自真实事件，却可能通过选择、组合、脱离语境、情绪化包装以及算法放大，最终产生明显的误导性传播效果。 一、从“假信息”到“信息操纵”：欧盟关注点正在变化 欧盟近年来逐步使用“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这一概念，替代单纯的“虚假信息”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认为，信息操纵并不只包括制造虚假内容，也包括对事实、信息传播网络和受众认知过程进行有组织的干预。 202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EEAS）发布首份FIMI威胁报告，此后持续进行年度跟踪。2024年的第二份报告分析了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间的750起FIMI事件。2025年的第三份报告则进一步把研究对象从具体内容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账号、网站和跨平台传播网络。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欧盟开始强调“传播方式”本身。 EEAS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很多信息操纵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单一平台，而是在多个平台同时展开，内容由不同账号交叉发布，再根据目标受众选择不同的平台。报告记录的案例中，至少349起使用了“内容本地化”技术，即通过当地语言、文化、事件和社会议题重新组织信息，以提高内容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欧盟还特别关注利用现实社会中的热点议题。EEAS曾指出，相关行动往往借助已经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再加入具有情绪色彩的内容，使信息更容易传播。例如，欧洲方面曾将德国农民抗议等社会事件列入FIMI观察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未必需要制造一个完全虚假的事件。一个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加上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框架和情绪表达，同样可能形成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传播效果。 二、美国也在研究：事实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 美国近年来同样开始从“虚假信息”向更广泛的“外国信息操纵”研究转变。 美国国务院2024年发布《应对外国国家信息操纵框架》，将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定义为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并提出加强独立媒体、事实核查、媒体素养和数字素养等方面的能力。这里的重点已经不只是删除虚假信息，而是提高整个信息环境抵御操纵的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研究人员在分析与中国、俄罗斯有关的信息活动时，并没有简单地把所有内容划分为“真假”两类，而是特别关注“缺乏支持的说法”、来源关联以及这些信息是否明显服务于某种战略利益。换言之，研究对象已经从单纯的“虚构事实”，延伸到信息如何被选择和组织。 这一区分十分重要。 一条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只是全部事实中的一部分；一个社会事件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它并不一定代表整个社会；一个统计数字可能完全准确，但如果只呈现对某一结论有利的数字，而省略其背景和比较维度，也可能形成与完整事实明显不同的认知。 因此，“事实真实”与“叙事真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2024年曾强调，准确的信息对于民主社会至关重要，同时指出信息操纵不仅涉及虚假内容，也会影响公众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美国、英国和加拿大2024年发表的联合声明，把外国信息操纵视为一种可能削弱民主制度和社会信任的跨国行为。 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真实信息如何产生非真实认知” 从欧美近年来的研究和政策实践看，国际传播中的操纵机制正在越来越多地从“制造虚假信息”转向“组织真实信息”。 其基本过程并不复杂：首先选择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其次从大量事实中选择其中一部分；然后通过特定的标题、画面、语言和情绪进行重新包装；再通过多个账号、不同平台和算法机制提高其可见度。最终，受众接触到的每一条信息可能都是真的，但由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形成的整体印象，却可能与事件的完整背景存在明显距离。 欧盟2025年的FIMI报告已经将这种跨平台、跨账号的传播网络作为重要研究对象。2026年，EEAS进一步把人工智能纳入FIMI研究，强调AI降低了内容生产、翻译和跨语言传播的成本，使信息操纵能够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频率展开。...
欧盟：更高级的传播，是重塑认知环境
欧盟正从关注“真假信息”，转向关注重塑认知环境：谁控制渠道、如何持续可见、信息如何被组织与扩散，正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0日 近年来，欧盟对国际传播和信息操纵的关注正在发生变化。它关心的不只是信息内容本身，还有谁控制传播渠道、信息如何被组织和扩散，以及一个社会的信息环境如何被改变。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欧盟近年来持续发展的“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FIMI）框架中。 一、从“假消息”到“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对FIMI的制度化关注始于2015年前后。“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最初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将中国等国家纳入观察范围。 与传统的“假新闻”概念相比，FIMI的范围明显更大。欧盟关注的并不只是某一条信息是真是假，而是外国行为者如何利用数字平台、社交媒体账号、网站、媒体渠道和不同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对信息空间实施有组织的影响。 2025年3月，EEAS发布第三份FIMI威胁报告，对2024年的相关活动进行了系统梳理。报告称，2024年共发现500多起FIMI事件，涉及至少25个平台和约3.8万个账号，相关活动波及90个国家，并特别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相关的信息操纵活动。 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分析工具——“FIMI暴露矩阵”（FIMI Exposure Matrix），试图把表面可见的账号和内容，与其背后的数字基础设施、传播网络和组织联系起来。换言之，欧盟已经不满足于判断“这条信息是不是虚假的”，而开始追踪“这条信息从哪里来、经过哪些渠道、由哪些账号扩散，以及这些渠道之间是什么关系”。 二、欧盟开始关注“信息环境” 这种变化在2026年更加明显。 2026年3月，EEAS发布第四份FIMI威胁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FIMI活动在复杂程度、全球覆盖范围和协同性方面进一步提高，并认为信息空间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报告特别强调，全球数字平台的信息流动方式本身形成了结构性脆弱点，而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降低信息操纵的成本并提高其规模化能力。 其中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变化是AI。 根据第四份报告，2025年EEAS检测到的FIMI事件中，有27%涉及AI相关技术，比2024年的41起增加到147起，增幅约259%。报告指出，AI已经被用于批量生成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并进行翻译、改写和跨语言传播。 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AI时代的信息操纵并不一定追求制造某一条“爆款假消息”。有些行动更强调持续性地、大规模地制造内容，使某些叙事不断出现在受众的信息流中。报告甚至使用了presence这一概念，即通过持续存在来获得可见度。 这意味着，传播竞争的对象正在发生变化。...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 这些来自媒体、研究机构和学界的观察虽然角度不同，但指向了一个共同现象：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元素进入海外公众视野。 二、从“讲述中国”到“展示中国”：传播方式发生变化 过去，中国国际传播比较强调对发展道路、政策理念、历史文化和经济成就进行介绍，传播的基本方式是“讲述中国”。 如今，传播的内容正在变得更加具体和日常。一顿饭、一座城市、一辆新能源汽车、一部手机、一款游戏、一件潮玩，甚至一个普通外国游客的旅行视频，都可能成为认识中国的入口。 传播主体也在发生变化。政府和媒体仍然重要，但企业、品牌、文化机构、旅游者、网络创作者以及普通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降低了传播门槛，使一些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内容进入全球公共空间。 更重要的是，传播方式正在从“解释”走向“体验”。 传统传播往往告诉受众“中国是什么”；生活方式传播则让受众直接看到中国人如何生活、消费、出行和娱乐。前者主要依靠语言和叙事，后者更多依靠视觉、体验和比较。 因此，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国际传播中的一种新内容，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传播载体。 三、生活方式能否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西方对这一现象并非只有肯定。一些观察者认为，生活方式传播降低了政治话语的距离感，使外国受众能够通过旅行、消费和文化产品形成对中国的直接认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当生活方式被有意识地选择、包装和推广时，它同样可能成为国家形象塑造的一种方式。 无论如何，这种讨论本身说明，中国国际传播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传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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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如调整“一中政策”，或产生反效果
近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简称CEPS）发表文章，建议欧盟“调整”（bend）“一个中国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完全相同。 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对台湾主权归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模糊处理。 当美国、欧盟、日本等外部力量不断提高台湾的国际战略价值，并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竞争的重要工具时，会不会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紧迫感？这是我近期时常思考的问题。...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靡靡之音？邓丽君在中国大陆的地位
台湾歌手邓丽君，以她婉转甜美的歌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文化变革的标志。从起初被视为“靡靡之音”，到最终成为永恒经典，她的音乐经受了岁月的涤荡，映照出那个时代对心灵解放的渴望。 一、时代春风下的音乐魅力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陆，邓丽君如同一股清新之风，闯入人们的视野。她的歌曲旋律悠扬，歌词贴近生活，诉说着自由、浪漫与爱情，轻轻敲开了变革中大陆人民的心扉。她的音乐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娱乐，更是对外界文化接纳的一个象征，跨越了语言与时代的鸿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二、文化象征与情感慰藉 邓丽君的音乐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她的歌声体现了大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敞开心扉的跃动。她的歌曲简单却深情，温柔而有力，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严肃的政治气候下，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流，为人们提供了情感的出口和心灵的慰藉，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真和生活的美好。她的音乐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交流。 三、从质疑到经典的传奇蜕变 邓丽君初入大陆时，曾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而被视为“靡靡之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歌声逐渐征服了人们的心。她的歌曲广泛传播，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邓丽君依然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连接着不同代际人群的共同记忆与美好情感。她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符号，见证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心灵觉醒与情感释放。 本文部分内容由AI大模型辅助生成；本文配图由Grok生成。
毕研韬教授出席“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
文/唐摩崖 11月20日，“第四届中国地标周边传播论坛”在海口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 在发言中，毕教授首先讨论了“地标”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地标是指“地面上的显著标志”，譬如天安门、自由女神、凯旋门、大本钟等。在正式语境下，这是”地标“的经典定义，但在非正式场合，“地标”可以视作“（产品之）地理标志”的简称。 毕教授随后指出，地标的意义是人为建构的，而意义建构是平等协商的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地标意义建构的四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中国地标意义建构的四大误区。 本次论坛由海口经济学院中国地标周边传播研究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中国广告协会共同举办。
中国网民为何怀念美国的“良心法官”？
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言：“我们怀念的不仅是这位法官，更是他代表的那种可能性——正义可以拥有心跳的频率。” 文/唐摩崖 2025年8月，美国罗德岛州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的逝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悼念，其中中国网民的集体缅怀尤为引人注目。这位被称为“全美最善良法官”的88岁老人，为何能跨越太平洋触动中国人的情感？这背后既有卡普里奥个人司法魅力的感召，也折射出公众对司法温度的普遍期待。 一、卡普里奥的司法哲学：法律与温情的平衡 卡普里奥的法庭以处理交通罚单等小型案件著称，但他将每个案件转化为“公民教育与社会支持的机会”。在经典案例中，他曾为送患病儿子就医的96岁老人撤销罚单，也曾用母亲创建的基金会替单亲母亲缴纳罚款。他的名言“在我的法袍下藏着一颗心”成为其司法理念的缩影——既坚持规则，又通过倾听个体困境实现“有温度的正义”。这种风格通过电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和社交媒体传播，全球累计播放量破亿，其中中国观众占据了重要比例。 二、文化共鸣：对“青天”形象的集体记忆 中国网民将卡普里奥类比为“美国包青天”，这一称呼揭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被赋予“体察民情”与“铁面无私”的双重特质。卡普里奥的实践恰好契合了这种期待：他允许孩子参与庭审决定母亲罚款的去留，既维护法律权威，又通过互动传递司法的人文关怀。儒家“哀矜折狱”（审判中体现怜悯）的理念，也在他的实践中得到跨文化印证。 三、制度反思：对司法人性的期待 中美司法体系的差异为这种怀念提供了语境。中国以成文法为主，强调“多元解纷”机制缓解案多人少压力；美国普通法则更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卡普里奥的案例让中国网民看到，即使在高度程序化的西方司法中，个体法官仍能通过裁量权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观察激发了对于“机械执法”的反思——有网友评论：“他证明法律可以既是利剑，也是盾牌”。...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