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Social被世界、乃至美国政府内部人员看到。
到了2026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以伊朗问题为例，2026年2月至8月，特朗普至少在Truth Social发布了319条涉及伊朗的帖子，平均每14小时一条。这些帖子几乎伴随了从威胁、军事行动到宣布胜利、谈判和局势重新变化的整个过程。
这就使一个过去属于外交系统的问题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信息究竟是在“报道外交”，还是在“开展外交”？后者的比例已显著提高。
二、传播开始具有“试探”功能
特朗普传播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他的公开传播具有一种传统外交渠道较少具备的功能：试探。
发出一个信号，看对方怎么反应；
提出一个条件，看对方是否接受；
释放一个威胁，看盟友是否退让；
宣布一个可能的政策，看外界如何反应。
于是，一个新的循环出现了：传播→试探→反馈→调整→再传播。
传播不再只是外交行动的终点，而进入了外交行动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信息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表达”。
它实际上同时面对多重受众：对手、盟友、美国国内公众、金融市场、国际媒体。
而且，一个帖子可以同时承担威慑、谈判、动员和议程设置等多种功能。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迅速获得反馈。
2026年8月，特朗普关于伊朗问题的社交媒体记录已经形成一条相当完整的“战争叙事”：从“谈判”到威胁，从军事行动到宣布胜利，再到重新谈判。
这意味着，社交媒体不再只是外交的麦克风，而开始成为外交的雷达。
三、“传播即外交”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可能同时具有政策宣示、谈判信号、政治表态和试探性信息等不同性质。
如何识别这些信息，就更加重要。
2025年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的演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美国不断释放增加关税、谈判、缓和等不同信号，中国也根据实际压力和谈判进展调整应对方式。
这里真正值得国际传播研究关注的，不是谁“说赢了”，而是传播本身成为了博弈过程。
这意味着，未来研究国际传播，不能只研究“一个国家如何影响另一个国家的认知”，还需要研究：一个行为体如何通过传播获取他者反馈，并据此调整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这是一种从“影响型传播”走向“反馈型传播”的变化。
结语：外交正在进入“传播-行动”一体化时代
“传播即外交”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与行动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
当一条公开信息既是立场表达，又是政策信号；既在影响对手，也在获取反馈，那么“传播”就不再是外交行动的附属环节，而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的一部分。
简言之，传播即行动，行动即传播。
这意味着，未来的国际传播还必须追问：传播如何进入外交，外交又如何反过来改变传播。
外交由此不再只是谈判桌上的互动，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持续运行的“传播-反馈—行动”系统。
那么，当传播本身开始产生外交后果时，我们究竟应该把它视为传播，还是视为外交？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