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Social被世界、乃至美国政府内部人员看到。 到了2026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以伊朗问题为例,2026年2月至8月,特朗普至少在Truth Social发布了319条涉及伊朗的帖子,平均每14小时一条。这些帖子几乎伴随了从威胁、军事行动到宣布胜利、谈判和局势重新变化的整个过程。 这就使一个过去属于外交系统的问题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信息究竟是在“报道外交”,还是在“开展外交”?后者的比例已显著提高。 二、传播开始具有“试探”功能 特朗普传播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他的公开传播具有一种传统外交渠道较少具备的功能:试探。 发出一个信号,看对方怎么反应; 提出一个条件,看对方是否接受; 释放一个威胁,看盟友是否退让; 宣布一个可能的政策,看外界如何反应。...
2026-09-19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2026-08-15Bloomberg报道称,中国在非洲投入近二十年打造媒体网络,却仍难进入当地公共舆论中心;这一批评未必完全公允,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值得认真倾听与反思。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2日,彭博社(Bloomberg)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花巨资打造非洲媒体帝国,但几乎没人看》的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无论是否认同其结论,这类外部观察都值得认真对待。 一、彭博社文章的核心观点 彭博社文章的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中国在非洲投入巨大资源建设媒体体系。过去近二十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建立了较完整的传播网络,包括在内罗毕设立CGTN非洲总部,新华社在多个国家设立记者站,以及《中国日报》出版非洲版。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参与建设电视分发平台,例如StarTimes在多国运营数字电视服务。 第二,尽管投入规模庞大,但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受众规模有限。文章引用学术研究称,在肯尼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主要市场,每周至少收看一次CGTN的观众比例仅为6%、7%和11%,明显低于BBC和CNN30%至40%的收视比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媒体的影响力则更为有限。 第三,文章认为中国媒体在非洲影响力不足的原因如下:管理体系效率不高、领导层频繁更替、内容风格过于官方化等。报道还指出,中国媒体往往持续输出“好消息”,而这容易被观众视为宣传,而缺乏具有批判性的新闻报道。 在彭博社看来,这种媒体影响力的不足与中国在非洲其他领域的成功形成对比。民调显示,许多非洲民众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评价,但中国媒体却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来源。 二、如何看待彭博社的批评 从传播学角度看,彭博社的报道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其分析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文章主要以收视率衡量传播效果,这种指标并不完全等同于影响力。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影响力往往包括内容生产、信息分发、议题设置等多个层面。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电视平台已经进入许多非洲家庭,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某个频道的收视率上。...
2026-03-13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2026-07-05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2025-02-20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2026-04-02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2026-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