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报告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5日
8月13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发布《新西兰安全威胁环境2026》评估报告，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报告称，新西兰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正在加剧。外国国家及其代理人试图进入新西兰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社区，以获取知识产权、技术、政策信息以及其他非公开资料。
NZSIS的报告称，有多个国家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但目前该机构发现只有中国在新西兰存在“规模化”间谍活动。报告同时表示，中国情报机构“可能是从事间谍活动最活跃的情报机构”。
报告同时强调，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不应阻止新西兰企业和机构与中国开展合法商业和科研合作，但相关机构需要更加重视由此产生的安全风险。
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具体案例。
NZSIS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曾试图通过一家新西兰企业，在当地建设地面空间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可以用于卫星和空间碎片跟踪，也可以收集科学数据，但新西兰安全部门认为，它们同样具有潜在的军事和情报价值。NZSIS表示，这一项目最终被新西兰方面阻止，并称这并非相关方面第一次尝试在新西兰建立类似设施。
除了间谍活动，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外国干预”。NZSIS认为，外国政府可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新西兰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报告同时关注外国势力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以及外国干预可能涉及的大学、企业和其他社会领域。
8月1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回应称，报告中的有关指控没有事实依据，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并认为这些说法损害中新关系。
从外交层面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全指控—外交否认”。
但如果把视线向南移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情就有了另外一层意义。
新西兰今天对中国的安全关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澳大利亚2015年前后发生的那场认知转变。
澳大利亚对中国政治影响和外国干预的关注，首先始于安全和情报系统的警告。
2015年前后，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已经开始向主要政党高级官员通报外国政治影响风险。当时，这些信息并没有立即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中心议题。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随后两年。
2016年至2017年，澳大利亚媒体开始密集报道中国商人、政治捐款、政治人物以及中国政治影响之间的关系。2017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四角”节目播出《Power and Influence》，集中调查中国在澳大利亚政治、大学和华人社区中的影响活动，引发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坛也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蒂亚里（Sam Dastyari）因接受与中国有联系的商人黄向墨提供的资金和旅行安排，以及在南海问题上发表与工党政策不同的观点，成为媒体和政治争议的焦点。2017年11月，ABC进一步披露了达斯蒂亚里与中国商人相关的录音，引发更大政治风波。
此时，一个原本主要属于安全部门关注范围的问题，已经进入大众媒体和政党政治。
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推动新的外国影响和外国干预立法。2018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法》等相关法律，并进一步强化了针对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的国家安全制度。
由此，一条比较清晰的变化轨迹出现了：
安全机构提出警告→媒体进行调查报道→政治人物成为新闻焦点→智库和学界进一步解释→议会展开讨论→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进行制度化回应。
从目前情况看，还不能说新西兰已经复制了澳大利亚的道路。
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政治环境、经济结构、对华关系和社会规模都存在明显差异，但两国目前出现了一条值得观察的共同路径：
安全机构首先提出风险判断，然后进入媒体和公共讨论，随后可能进一步影响议会和政府政策。
这也是此次新西兰报告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NZSIS报告把外国干预与政治影响、大学科研、企业技术、社区以及空间基础设施等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安全机构正在尝试把一些原本彼此分散的事件放入一个更加完整的国家安全框架。
一旦这种框架进入公共传播，就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媒体需要报道具体案例；智库和学者会对这些案例进行解释；政治人物会将其带入议会；政府部门则可能据此调整政策。
如果这一过程持续下去，新西兰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其中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情报机构的判断为什么如此重要？
原因很简单。情报机构拥有普通媒体和社会组织无法获得的信息资源，同时又拥有国家安全体系赋予的特殊权威。当它把某个问题定义为“国家安全风险”时，这个问题的公共意义就会发生变化。
譬如，原本可能只是一个企业投资项目，后来变成“外国影响”；原本只是一次政治捐款，后来变成“外国政治干预”；原本只是一个科研合作项目，后来又可能被放进“技术安全”的框架。
因此，一个国家对外国风险的认知，并不一定从公众舆论开始。
有时候，它首先来自一个安全机构的一份报告、一场内部通报或者一次风险评估，然后沿着传播和政治体系逐渐扩散。
澳大利亚2015年前后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今天的新西兰，是否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还需要继续观察。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