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欧洲智库：中国以五种手法塑造欧洲认知
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系统梳理了中国在欧洲信息空间中的影响力运作方式。报告将这一现象置于“混合战争”与“信息操控”框架之中，并提炼出一套具有结构性的“操作手册”。该文本不仅提供了观察中国国际传播的一种欧洲视角，也折射出当前欧洲对外部认知影响的整体焦虑。 一、问题的提出：从传播到“安全议题” 报告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将信息传播纳入安全范畴。它认为，欧洲正处于“混合战争环境”，信息空间已成为关键竞争领域。在这一框架下，中国被视为继俄罗斯之后，在欧洲信息环境中日益活跃的外部行为体。 这一界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媒体合作乃至文化交流，均可能被重新解释为“影响力行动”。传播行为由此被“安全化”，其评价标准也从“有效沟通”转向“是否构成干预”。 二、操作机制：五种“手法”的结构化呈现 报告最具系统性的部分，是对中国影响力运作方式的归纳。报告提出五种主要手法： 第一，“借口说话”（borrowing mouths）。即通过欧洲本地的意见领袖、媒体人或网络内容创作者传播相关叙事。这些“中介者”拥有本地语言与文化优势，使信息更具可信度。...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Influence》的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台湾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完成，并获得瑞典心理防御局（Swedish Psychological Defence Agency）资助，从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层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国际传播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呈现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笔者将其简称为“C+”）的结构性变化，即在保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传播执行层面不断扩展，参与主体显著增加。 China Media Project（CMP）是一个以研究中国媒体与传播体系为核心的独立研究项目，最初依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设立。近年来，其运作呈现跨地域特征，发布与研究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地点。这份报告是由CMP台湾办公室发布的。 一、从“中央主导”到“多层级参与” 报告指出，早期阶段，中国的对外传播主要依赖中央级媒体与国家机构，传播路径相对集中，主体较为单一。近年来，这一格局出现变化：地方层级开始被纳入国际传播体系，形成多层级参与的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一些省、市建立面向国际受众的传播平台或机构，承担内容生产、外语表达与对外渠道对接等功能。报告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组织形式概括为“国际传播中心”（International...
美国国务院：中国的传播，已不只是传播
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coupling） 美国方面长期跟踪发现，在“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项目中，传播内容与项目推进呈现同步结构，例如：基建项目配套媒体报道与纪录片生产；在当地合作媒体中，相关报道在议题设置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主要集中于发展、减贫与治理能力等主题；国际会议与媒体叙事形成议题联动。 这一现象被解读为：传播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嵌入政策执行链条的组成部分。 2. 平台化分发能力（platform-mediated reach） 报告强调，变化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被看见”：借助TikTok、YouTube等平台进行内容分发；使用多语种账号矩阵扩大覆盖面；通过算法推荐进入非既有受众群体。 美国分析框架认为，这种机制使传播具备两个特征：跨边界扩散能力+非线性影响路径。换言之，影响不再依赖传统媒体渠道，而依赖平台结构本身。 3. 长周期运作体系（persistent infrastructure）...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8.不要只讲成就。国际社会更关注问题处理机制。是否公开面对争议、是否具备纠错能力，比成绩本身更具说服力。 9.不要回避敏感议题。回避行为会被自动解读为默认。理性回应有助于控制叙事空间。 10.不要面面俱到。与其泛泛而谈，不如选择可持续议题，形成稳定样本，协助外界持续观察与验证。 11.不要重形式而轻内容。视觉包装只能吸引注意和辅助理解，但不能替代事实与细节。内容是第一性的，传播是第二性的。 三、受众与触达：从自我表达转向有效抵达 12.不要自说自话。重大传播行动前，应进行受众调研。传播不是表达自我，而是进入对方的问题结构。 13.不要假设海外受众天然理解我国发展逻辑。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需要在对方熟悉的概念体系中解释，否则难以进入其认知坐标。 14.区分受众层级。精英（政策圈、商业界、学界）与公众关注点不同。分众分层传播，才能产生结构性影响。 15.不要让官方成为唯一信源。多元表达能够降低“工具化传播”的观感。第三方与民间视角往往更具公信力。 16.不要陷入唯流量思维。互动数据（粉丝数、转发量、点赞数、评论数等）会影响算法排序，但不等于态度改变和信任建立。态度形成依赖长期积累。 四、机制与执行：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式做事...
唐玥宸博士：在跨文化坐标中锻造传播判断力
在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文/沈昊然 在海南自贸港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已从单向表达转向多维互动。真正有效的传播，不仅关乎语言能力，更关乎对不同文明逻辑的理解与转换能力。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一批具有跨文化经验的青年学者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路径。唐玥宸博士，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博士现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是海南省高级“双师型”教师。她长期从事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数字传播研究，并在教学、智库参与与媒介实践之间保持持续互动。 一条跨文化的成长路径 唐玥宸生于安徽，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北方工业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对俄地缘文化环境，为她提供了理解中国区域差异与边疆文化的早期经验。 此后赴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BBC职业研讨活动，系统接触公共媒体运行逻辑与职业伦理框架。归国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马来西亚攻读博士学位，在多元族群与多语社会环境中完成学术训练。英国与马来西亚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跨文化沟通中的语境转换与价值差异形成更为具体的体悟。 从安徽、黑龙江到英国、马来西亚，再到海南自贸港，这一迁徙路径构成了她理解国际传播复杂性的现实基础。 在实践与研究之间建立通道 除高校教学外，唐玥宸同时参与智库与媒体实践。她担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并承担香港《无界传播》编辑事务工作。曾应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邀请，以中方学者身份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专题圆桌讨论，围绕“短剧出海”与国际传播议题展开交流。 其研究文章发表于《学习强国》、澎湃新闻等平台，多份研究专报获得地方决策层关注。此前，她曾在央企董事长办公室工作六年，并在广播电视系统担任编导。这些组织传播经验与媒体实践，使其学术研究保持现实问题导向。 教学与长期主义 在教学层面，她主讲《网络传播学》《网络营销》等课程，承担其它相关专业课程教学任务。近年来指导学生在国家级、省级竞赛中获得20余项奖励。主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10余项，拥有多项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在她看来，国际传播不只是传播技巧层面的事务，更关乎认知结构的塑造。当信息密度不断上升，简单放大声量并不必然带来理解的增加。真正有效的沟通，依赖于对对方知识体系与价值坐标的理解能力。 在海南自贸港这一开放场域中，她选择以长期主义姿态推进研究与实践，在结构性变化中寻找可持续的传播路径。 沈昊然系《无界传播》编辑。
中国软实力跃居全球第二，这说明什么？
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承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及持续强调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合作，中国在国际话语中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受众意见的改善：受访者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国内稳定性以及对外交流的认识有所上升。 这些进展都属于软实力指标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形象在外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 二、排名上升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虽然排名上升具有象征意义，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传播的全面成功。原因有以下几点： 指标与认知之间存在距离：软实力指数本质上是基于大量问卷数据构建的观测性指标，它反映的是“全球受访者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并不直接衡量受众对某一具体信息或价值体系的深度理解。因此，排名上升表明的是总体认知的改善倾向，而不是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精确认同。 文化与制度价值差异仍然存在：尽管调查显示文化、交流等维度有所提升，但国际传播的核心不仅是传播文化产品或正面信息，更在于构建受众对中国制度逻辑、政策意图和话语系统的理解。软实力排名的提升可能反映了高频曝光和广泛讨论，但并不代表所有目标受众已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或价值主张形成理解性共识。 指标权重与传播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软实力指数涉及商业、贸易、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其中一些指标（如经贸便利度、增长潜力）更多反映国家实力的“客观属性”，而非纯粹的文化或观念影响力。因此，排名上升有时可能更多由国家硬实力或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所驱动，而非国际传播策略本身的优化。 因此，虽然这一排名是中国国际形象总体改善的信号，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传播“成功”。更精确的判断需要结合分项指标、受众认知深度、传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 三、软实力排名的现实意义与战略启示 国际认知改善是累积性过程：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精准传播以及建立对外沟通渠道。排名上升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对外合作平台扩展方面的持续推进。...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在实际操作中，若将行政级别等同于专业能力，决策认知就容易建立在象征权威之上，而非实证分析之上。 三、专家被当作“背书资源”，而不是“判断资源” 在地方层面，出于宣传或规格考虑，专家常被用于提升活动层级或提升形象。这种做法本身并无不当，但如果把“站台背书”等同于“专业论证”，问题就大了。 “背书”解决的是形式问题，而“论证”解决的是认知问题。 如果专家参与只是象征性的，真正的研究意见没有进入决策核心，那么传播体系就可能出现一种结构性现象：活动很多，论坛频繁，报道数量可观，但国际认知改善有限。 这不是执行问题，而是入口问题——谁能真正影响决策。 四、真正的专家往往不会“顺着说” 真正长期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往往强调不确定性，指出潜在风险，提醒误读可能。他们可能不会给出简单肯定的答案，也不擅长迎合情绪。 但正是这种审慎，构成决策安全的基础。 如果制度更容易接受肯定式表达，而对风险提示缺乏耐心，那么决策体系就会逐渐听不到不同声音。短期看似稳定，长期却可能积累误判风险。 国际传播涉及国家形象和战略利益，一次重大判断失误，代价往往远高于一次活动效果不佳。因此，能否听到真实、专业、甚至不那么“好听”的意见，是认知质量的关键。...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文章推介
2025年11月全球国际访问量前十网站排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Similarweb 与 Semrush 对全球网页访问量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5 年 11 月），以跨国网页访问次数（Monthly Web Visits）为核心指标，当前全球国际访问量排名前十的网站如下： Google、YouTube、Facebook、Instagram、ChatGPT、Reddit、Wikipedia、X（原...
中国叫停Manus并购案，AI时代的安全边界被重新定义
一笔被叫停的并购，折射出AI时代技术流动从市场逻辑转向安全逻辑。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背景下，中国政府叫停美国Meta收购Manus案的意义，已明显超出一般商业交易范畴，成为具有制度信号意义的关键事件。这一案例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一笔并购的成败，而在于它集中呈现出一组正在成型的结构性变化：能力安全、要素流动受控、资本逻辑转向、技术体系分区化。换言之，AI时代的安全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 一、并购案概况：从企业收购到能力迁移 从形式上看，Manus并购案属于跨境科技收购，但从结构上分析，其本质更接近“能力获取型交易”。Manus虽已在法律上完成境外注册，但其技术路径、研发团队与数据体系仍主要源自中国。收购方Meta Platforms近年来持续强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其并购动机显然不局限于资产整合，而是指向更核心的能力获取。 具体而言，该交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算法能力，即模型训练与迭代的技术积累；二是工程体系，即支撑模型落地与优化的系统能力；三是人才结构，即具备协同开发能力的研发团队。因此，这一并购的实质，是“认知生产能力”的整体转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资产交易。 二、中国政府的做法：从交易监管到能力管控 中国政府通过安全审查机制对该交易做出禁止性决定，其关键意义在于监管逻辑的转变。 首先，审查重心由形式转向实质。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企业注册地与股权结构，而此次更强调技术来源、团队构成与能力归属。这意味着监管框架正在由“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 其次，监管对象由交易行为扩展至要素流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并购是否合规，而现在更关键的是技术、数据与人才等关键要素是否发生跨境迁移。监管逻辑由此转向对能力外流的系统性控制。...
中国知识分子：离权力近，离知识远
文/李扬帆 如今，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知识的便捷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导致以专门“占有”知识而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普遍产生焦虑感，从而迫使知识分子要么使其掌握的知识更专业化，要么赶快退守精神家园的城堡以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学识的专家纷纷就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却又不能明确证明其救世主张的先验合理性，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人格沦丧，被人揪住辫子，进而被网络妖魔化为“砖家”、“叫兽”。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一时间走向神坛，一时间坠入地狱？这种大起大落的形象令人困惑。究其原因，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大劫难相关：其一是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之劫——自古至今他们与权力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独立精神的缺失，离权力越近，便离应得的权威越远；其二是自诩的天命之劫——以救世自立，而又未加证伪，一旦证伪便又失去神坛地位；其三为启蒙之劫——并不成功的启蒙经历导致知识分子地位受损；其四为角色扮演之劫——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此四种劫难简而言之，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劫”——它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在走出牛棚后的30年抓住机遇，确立现代责任意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必记本》。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在低共识时代，理解尤显重要——2026年新年寄语
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一带一路”：国际社会怎么看
【编者按】本文由ChatGPT生成，文中所列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动机，是ChatGPT想定的外部猜测。编辑修改了文中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使之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以下是ChatGPT的分析）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迅速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作为一项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增进文化交流，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度。由于经济、地缘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这一倡议的评价不尽相同。 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机 中国的主要动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同时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繁荣。通过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合作，中国期望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 （二）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亚和中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通过投资建设跨国油气管道和运输通道，可以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从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保障能源供应和稳定的物流链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战略影响力与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客观上也是中国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工具。通过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中国在沿线国家树立了积极的形象，增强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从而扩大了在亚非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外交战略不仅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四）推动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