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汉光演习更像一次社会信息系统压力测试。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1日 2026年“汉光42号”演习正在台湾展开。与以往主要关注部队机动、防御部署和联合作战能力不同,今年演习呈现出一个更加明显的趋势:战争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被放置在一个由军事、信息、通信、社会心理和公共治理共同构成的复杂环境中。 其中,首次纳入战时通信中断情境、模拟移动网络受影响,以及强化信息、情报和社会韧性测试,使这场演习具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台湾正在探索一种类似俄乌战争之后形成的“战争传播模式”,即通过传播体系、信息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影响战争进程。 那么,汉光演习究竟想测试什么?表面上看,是测试军队如何应对冲突;更深层看,则是在测试一个社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维持认知稳定。 一、从“军事演习”到“传播演习” 传统军事演习关注的是指挥体系、兵力部署和战术行动。但近年来,战争形态发生明显变化。海湾战争展示了实时媒体与精确打击结合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强化了国际舆论和政治传播的重要性,而俄乌战争则进一步证明,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战场控制,也取决于谁能够更有效地解释战争、组织支持和塑造国际认知。 俄乌战争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战争传播成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克兰通过总统视频讲话、社交媒体传播、国际媒体互动以及民间数字网络,持续向国内外受众传递“抵抗”“正当性”和“国际支持”等叙事。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通过自身媒体体系和信息渠道展开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近年来不断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其内涵已经超越军事领域,涉及政府、媒体、民众、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应变能力。2026年汉光42号演习的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变化。此次演习不仅进行军事科目训练,还将灰色地带压力、多领域威胁和社会系统应对纳入考虑。 换言之,台湾测试的不只是“能不能打”,还包括“在冲突环境中能不能保持信息流动、社会秩序和国际支持”。 测试一:通信中断后的信息韧性 现代社会高度依赖数字通信。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通信基础设施可能成为重要目标。因此,2026年汉光演习首次加入移动通信受影响的模拟情境,引发外界关注。 这一设计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互联网速度下降、通信网络受到干扰,政府还能否有效发布信息?媒体还能否正常运行?民众是否会因信息不足而产生恐慌? 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战略传播问题。战争中的信息优势,不仅意味着掌握更多信息,也意味着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下快速提供可信信息。政府如果无法及时解释发生了什么,社会空间就可能被各种未经验证的信息占据。 因此,通信韧性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它不仅涉及技术保障,也涉及信息发布机制、媒体合作模式和公众信任基础。 测试二:谁能够定义战争现实 战争传播的核心竞争之一,是对“现实”的解释权。 现代战争中,公众往往不是通过战场直接认识战争,而是通过新闻报道、社交媒体、视频影像和政治人物讲话理解战争。 因此,冲突双方都会努力回答几个问题:谁发动了战争?谁具有合法性?谁占据上风?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并非完全由军事结果决定,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汉光演习测试的其实是一种“认知环境管理能力”。它关注的不只是信息是否能够传递,而是谁能够建立更有影响力的叙事框架。 测试三:国际传播能力...
2026-08-11The debate over Taiwan’s future appears, on the surface, to concern “who...
2026-05-27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2025-04-20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2026-02-27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2026-08-20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2026-05-14Abstract: Doubao, a Chinese large language model, argues that although Western communication...
2026-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