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
塑造中国未来的全球结构性力量
【摘要】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政策和经济周期，更受到全球结构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些力量具有长期性、跨国性和制度化特征，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边界条件。本文认为，未来几十年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结构性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技术范式革命、全球经济再组织、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认知空间竞争。其中，技术与认知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而制度适应能力则是决定中国能否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国际秩序；技术革命；认知空间；人口结构；制度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中国正在进入“结构决定时代”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全球化扩张。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许多支撑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化不再单纯强调效率，而开始强调安全与韧性；技术创新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秩序正在从单极主导走向多中心竞争；人口结构开始从红利转向约束；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全球认知环境。 这些变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 与政策调整不同，结构性力量往往难以逆转，却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边界。 因此，理解中国未来，首先需要理解正在重塑世界的深层结构。 二、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未来发展的外部框架 国际权力结构始终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首要外部变量。 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处于全球权力体系中心位置。然而近二十年来，全球权力分布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持续崛起，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旧秩序迅速瓦解，而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多中心时代。 未来国际体系的特征很可能不是单极、双极或简单多极，而是一种多层次、多中心、多议题并存的新格局。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竞争不再只是军事力量竞争，而是规则制定权、技术标准权、金融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的综合竞争。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保持平衡，将成为长期战略课题。 三、技术革命：正在重写国家竞争规则 如果说工业革命塑造了过去两个世纪，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塑造未来几十年。 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和量子科技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这场技术革命已经超越产业层面，开始影响国家治理、社会组织和国际秩序。 技术越来越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 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够影响产业链位置；谁掌握技术标准，谁就能够影响未来规则。...
特朗普访华七大议题前瞻：中美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合作大于竞争”，而是“竞争中的有限合作”。特朗普访华背后，一个新的国际结构或许正在浮现：中美开始进入“有限共存”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0日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再次进入全球关注中心。 从当前国际局势与双方政策轨迹看，这次访问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回暖，更像是一场围绕“如何管理竞争”的高层战略谈判。过去十余年，中美关系已经从“接触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如今，双方都越来越意识到：两国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的全球化蜜月期，但又无法真正彻底脱钩。 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历史转折。过去数十年，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触与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竞争与防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安全化与结构对抗”阶段。 特朗普此次访华，可能意味着双方正在逐渐进入第四阶段：“有限共存（limited coexistence）”。 所谓“有限共存”，并不意味着关系改善，更不意味着重新回到过去的合作时代，而是承认竞争长期存在；承认彼此无法改变甚至消灭对方；承认全面脱钩成本过高。“有限共存”就是维持一种“竞争中的最低稳定”。 如果按对国际体系影响的重要性排序，特朗普此次北京之行，大概率将围绕以下七大议题展开。 一、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引爆点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危险、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它不仅关系地区安全，更关系中美战略互信是否进一步崩塌。 美方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台海局势可控，防止军事冲突升级，同时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威慑能力。 但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与传统美国建制派存在明显差异。他更强调战略成本、交易空间与现实收益，而非意识形态价值。因此，北京高度关注特朗普是否会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强度与边界。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反对“台独”，防止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台军事与政治支持，并要求美国不要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模糊边界。 未来台海局势很可能形成一种“高风险稳定”结构：双方都不愿真正爆发战争，但军事威慑、战略试探与灰色地带博弈将长期存在。 中美关系未来最危险的，未必是冲突本身，而是双方逐渐失去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信任与理解。 二、AI与科技竞争：未来全球主导权之争 相比传统贸易争端，AI与科技竞争实际上更能决定未来国际权力结构。 贸易只是表层，真正影响未来全球主导权的，是芯片、算力、人工智能与先进工业体系。 美国当前最核心的目标，是维持自身在AI与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方很可能继续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高端算力与关键技术，并防止军民融合技术扩散。其本质，是维持美国“美元霸权+科技霸权”的双重优势。 中国则会继续推动技术自主与国产替代，加速建立本土芯片体系与AI产业链，降低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北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竞争不是短期摩擦，而是长期战略竞争。...
美国智库新建议：即使“自损”，也要阻止中国发展
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War, Part 2: Slowing China’s Advance》中，被表达得尤其直白。 ITIF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华盛顿，是美国科技产业政策领域影响力较强的智库之一，长期关注科技竞争、产业政策、创新体系与数字经济治理。相比传统外交或军事智库，ITIF更偏向技术经济与产业战略研究，其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入美国政策讨论体系。 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使美国自身付出代价，也必须限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产业领域继续快速上升。这也是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 从“自由竞争”转向“技术遏制” 这份报告最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只是其对华强硬态度，而是它公开突破了美国过去长期强调的“自由竞争”逻辑。 报告认为，21世纪的大国竞争，本质上已经变成“技术经济战争”（techno-economic...
文章推介
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
淬炼《素书》，超越人道 ——在《素书新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素书新讲》今天正式发布，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诚挚祝贺！ 撰写的过程就是一次悟道修行，祝贺你们比普罗大众率先一步完成了对《素书》的初阶参悟，感谢你们把一生的修行成就透过《素书新讲》贡献于社会！ 这几天我拜读了你们对《素书》的讲解，吸取了你们的智慧能量，也识别了你们的解读框架。《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你们厚积薄发，快速成书，并非偶然。 世界在剧变，价值观在加速重构，此时此刻，研读《素书》并践行其道，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提升自我。经典常读常新，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更多读者终将穿透“文字相”，触及“非常道”的玄妙真义。 所谓国学，广义地讲就是我国古代先贤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智慧。国学经典强调经世致用，具备相当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不过，作为根器优良的“堪受者”，各位应该意识到，国学揭示的是“人道”的运行规则。 历时地看，国学植根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共时地看，国学孕育于华夏文明之母。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应该有意识地超越人道，向地道和天道奋发前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作为初阶读者，借助《素书新讲》的指引来领悟国学经典的智慧，是一个方便法门。 期待潜心修行若干年后，各位能再度联手，站在更高维度重新诠释《素书》，推动《素书》凤凰涅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香港《无界传播》总编辑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毕研韬教授致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的信
尊敬的教皇阁下： 愿和平与神圣的智慧与您同在。 我向您当选为罗马教皇利奥十四世表示衷心的祝贺。愿您的教皇职务成为全人类和解与团结的灯塔。 我写信给您，并非以一位教授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位谦卑的求道者，致力于促进人类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超越所有文化、信仰和认知的边界。我是《无界传播》平台的创始人和总编辑，这是一个虽小但不断发展的平台，致力于实践我所称之为“认知脱嵌”的过程：引导个人、群体和组织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 我们的工作根植于一个深刻的信念：真正的和平始于我们不仅用心去看，更要超越心灵的局限——当我们学会溶解那些无声塑造我们认知的习惯、偏见和分隔的壁垒时，真正的和平便开始了。这一理想与基督教的和解愿景以及佛教的“去分别心”和“众生平等”的教义深深契合。 在您的个人旅程中——从您在秘鲁的岁月，到您成为圣父的升任——您展现了超越国界、文化和宗教的精神。您当选为教皇利奥十四世，激励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坚信天主教会依然是一座充满恩典的活体容器，愿意倾听并重新与世界对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深感荣幸——《无界传播》社区也将从中受益——若教皇阁下能为那些寻求超越社会构建的界限、迈向理解统一之路的人们，送上简短的祝福或寄语。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邮寄，几句鼓励的话语，将成为我们心灵的光明和道德的指南，深受我们珍视。 感谢您，教皇阁下，感谢您为超越分歧的真理做出的见证。无论能否收到您的寄语，我依然感激您的存在与榜样。 敬上，毕研韬 总编辑《无界传播》,一个致力于促进认知自由的平台www.borderlesscomm.com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政府与民间的观点
文/毕研韬 2022年2月，俄军挥师乌克兰，打响了一场震撼全球的地缘政治战争。三年多过去，硝烟未散，伤痕累累，战争的根源仍是全球舆论争议的焦点。对于“俄罗斯为什么兵犯乌克兰”，中国社会——包括政府与民间——展现出不同层次、不同语调的认知回应。 一、中国政府：结构性安全焦虑与和平主义的结合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战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的结果。在中国外交部发言和官方媒体报道中，“北约东扩”“俄罗斯安全关切”“不应拱火激化矛盾”等表述屡屡出现。 从政策文件看，2023年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当得到重视和妥善解决”。这一立场强调对“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尊重，认为俄方的战略焦虑不应被忽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并未公开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是强调“中立劝和”“反对制裁”“尊重主权”的多边主义语言。换言之，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基于结构性分析框架，拒绝道德化“站队”，力图在地缘安全与国际法原则之间保持外交张力。 二、民间舆论：反美情绪下的“理解俄罗斯”主调 与政府的理性克制相比，中国民间舆论对战争根源的理解更具情绪色彩，尤其在战争初期呈现出强烈的“挺俄”倾向。 根据对社交平台的观察（微博、知乎、B站、公众号等），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中国民众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分布如下： 立场分类 比例估算 特征描述...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是什么
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