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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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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悲哉!中国大学何以为继? 若不正视并改革这一权力驱动的高校怪象,中国大学的学术质量和声誉只会愈发苍白。唯有重塑专业权威,尊重学术规律,才能打破“草台班子”的困局,走出学术的荒原。 结语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过于激进,那只能说明:你还不了解中国高校的真实现状。身处其中者,多数选择沉默,不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疲惫;不是因为理解,而是因为无力。更令人担忧的是,整个社会依然沉浸在对大学的传统想象之中——以为那里是知识的殿堂、思想的高地,却未察觉它早已畸变、沉沦。 中国大学祛魅,利国利民,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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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在美国,教授拥有实质性治理权,通过教务委员会、学术参议会等机构对课程设置、人事聘用、科研政策等行使主导权。校长更多是“协调者”而非“指令者”。 三、学术定位不同:服务国家 vs 拓展知识 中国高校被明确定义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工具,尤其在“双一流”政策下,高校被纳入“科技攻关—人才培养—思想宣传”的政策系统中。 美国高校则强调“拓展人类知识疆界”,虽然也承担国家项目,但学术方向主要由研究者自主决定,哪怕其研究挑战国家政策也被容许。 四、评价机制不同:量化激励 vs 多元评估 中国高校普遍采取以SCI论文、经费、“帽子”等为导向的指标评价体系,导致“唯论文、唯帽子、唯平台”现象严重。 美国高校重视同行评审与学术影响力的长期积累,虽然有排名压力,但整体评价更重质量而非数量,更注重原创性与社会价值。...

文章推介

欧洲

德国史上首次折戟安理会,输在哪?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4日发布 当地时间2025年6月3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改选投票。德国在最后一轮仅获104票,未达到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8票)。这是德国自1952年以来首次落选,六连胜纪录就此终结。 这次失利,暴露了德国外交政策在当下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深刻挑战。其原因既有长期战略层面的错配,也有近期外交立场的副作用。 以下是DeepSeek总结的中国舆论场上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中国民间的看法,本文编辑只字未改,仅供德国及国际观察者参考。 一、长期战略上的“失分项” 1.价值观外交与现实需求脱节:德国近年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缺乏普适性。尤其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特殊责任”立场,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发展、债务及人道主义危机产生严重冲突,被视为“双重标准”而广受抵制。 2.“偏科”的全球角色: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立场,违背了部分希望和平斡旋国家的期待。同时,大幅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却持续高调援乌,导致了其国际号召力减弱。 二、竞选策略上的“失误” 3.加入竞选“起跑线”过晚:德国直到2020年才宣布参选,而竞争对手奥地利和葡萄牙早在2011年和2013年就已开始准备。这不仅违背了外交游说常理,也让德国在外交票仓的布局上远落后于对手。 4.高层外交投入不足:游说过程中,德国总理默茨因国内事务未能亲赴纽约,而对手则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督战。这种关键时期的外交缺位,可能被视为对联合国外交工作的不重视。 5.错误的政治信号与低估对手:竞选前夕,德外长曾称对手为“较小的国家”,这种姿态被部分观察者认为轻慢了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德国自称是“准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强硬姿态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两国最终凭借明确优势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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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改变“对抗”中国外宣的方式

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传播学

Why Do Some Countries Fear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China’s rising global influence — in economy,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亚洲

“吹哨医生”争议十二载,网民自发声援呼吁复核

在中国网络上,不少网民为“吹哨医生”兰越峰鸣不平,希望这件尘封多年的旧案能得到重新审视,恢复蓝医生的名誉和待遇。 作者:石敢当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23日 兰越峰,原是绵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临床业务扎实,行医恪守诊疗规范。2009年,她发现医院拟实施一项缺乏医学指征的手术,当即提出反对。之后,她持续实名举报院内过度医疗、科室下达创收指标、医疗设备采购不规范等问题。 为此她遭遇工作上的打压。医院将她调离临床岗位,安排待岗学习,办公场所也被收回。从2012年起,兰越峰常年身着白大褂,坐在医院门诊走廊,表达自己的诉求,被大家称作“走廊医生”。 2014年,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表示未查实她举报的相关问题,兰越峰本人并不认可这份调查结论,始终坚持自己的举报属实。同年,医院以长期旷工为由,经职代会表决,解除了和她的聘用合同。自此,兰越峰失去岗位、编制,不再享有工资和退休相关待遇。 此后多年,当年她举报涉及的医院两任负责人,相继因违纪违法被查处,而兰越峰没有稳定收入,晚年生活清贫。这些年她一直依法申诉,拒绝社会捐款,只想要一个公正的说法。 如今大量网民自愿发声,呼吁相关部门结合后续查实的新情况,对当年事件重新复核。 大家认为,兰越峰当年敢于指出医疗行业弊病,代价巨大,不该承受十二年的困顿。网民希望,如复核后情况属实,应为兰越峰补发拖欠工资,恢复职称、编制与退休待遇,让敢于坚守良知的人,不被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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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在数周内吊销千余留学签证

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传播学

大众传播的“麻醉功能”指什么?中国教材讳莫如深

大众传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人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娱乐内容越来越丰富,却未必因此更善于思考公共问题、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一、经典理论:知情为何可能替代行动?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将“麻醉功能失调”(narcotizing dysfunction)列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社会后果。 他们发现,现代大众传媒持续提供大量社会信息,人们可以了解公共问题、阅读各种观点、参与话题讨论,甚至形成自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印象。然而,信息消费可能占用原本用于实际行动的时间和精力,使人们满足于知情,而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信息增加,不一定带来行动增加;主观上的参与感,也不等于实际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