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社会责任与民主参与,是西方新闻媒介规范理论的核心议题。然而,特朗普的新闻理念及其执政实践,正在挑战传统新闻规范的基本假设。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4日 他一方面宣称支持新闻自由,另一方面频繁攻击批评性报道、限制部分媒体的采访准入,并试图重塑白宫记者团的运行规则。这不仅是总统与媒体之间的冲突,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政治权力不再接受传统媒体的独立监督时,新闻自由应当如何得到保障? 一、从新闻监督到政治对抗 传统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强调,新闻媒体应当独立于政府,通过调查报道、事实核查和公开讨论监督公共权力。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冲突,并不意味着新闻制度失灵;相反,独立监督本身就是新闻自由的重要价值。 特朗普则倾向于将媒体报道置于政治竞争的框架中理解。他反复使用“假新闻”标签批评他认为不公正的报道,并将部分主流媒体描述为具有政治偏见的对手。争论因此不再只是某篇报道是否准确,也涉及媒体机构是否可信、记者是否公正,以及谁有权界定公共事实。 特朗普并非否认新闻自由的原则。他多次声称支持自由新闻,但强调不支持他所认定的“假新闻”。2026年9月,他宣布禁止CNN、MS NOW和Politico记者进入白宫,理由是这些媒体报道充斥“虚构和谎言”。然而,美国联邦法官已要求恢复相关记者的白宫通行资格。法官认为,撤销记者资格的做法很可能侵犯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和正当程序权利。法官还指出,现有证据表明,禁令与特朗普不满这些媒体的批评性报道有关,而非政府后来提出的国家安全理由。案件仍在审理中。 这一案例揭示了特朗普新闻理念的核心矛盾:政府可以公开批评媒体,但当政府因媒体的报道立场限制采访权时,便可能触及新闻自由的宪法边界。 二、从普遍准入到选择性准入 传统新闻制度并不要求总统必须接受每一家媒体的采访,也不意味着所有记者都能进入白宫的每个场所,但在政府已经向媒体开放采访渠道的情况下,能否根据媒体的政治立场或报道内容区别对待记者,是另一个问题。 2025年2月,美联社因继续使用“墨西哥湾”这一长期通行名称,而未完全采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美国湾”名称,被限制参加部分总统活动。美联社认为,这是政府因其编辑选择而实施的报复,并提起诉讼。2025年4月8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白宫不能因为美联社拒绝采用特朗普要求的“美国湾”这一名称,就限制其记者参加向其他记者开放的采访活动,并下令恢复相关采访资格。但6月6日,联邦上诉法院暂缓执行这项初步禁令的大部分内容,仅保留涉及白宫东厅的部分。这使地区法院裁定的实际效力受到限制,相关法律争议仍在继续。 这场争议的意义超出了地名之争。它表明,政府与媒体的冲突可能从言论层面进入制度层面:政府不仅希望影响报道内容,还可能通过控制采访资格、记者团名额和现场信息获取机会,影响哪些媒体能够直接观察和报道总统活动。 白宫方面认为,记者进入总统专属活动属于有条件的准入,并非无条件的宪法权利。这一主张涉及现实的制度问题:有限的采访资源需要分配,而政府有权管理安全和空间限制,但资源管理与观点歧视能否混为一谈?真正的争议在于,准入规则究竟依据客观条件,还是被用于惩罚不受欢迎的报道。 三、从媒体中介到总统直接传播 特朗普新闻理念的另一特点,是高度重视总统直接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能力。他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政策、回应批评、攻击对手并设置新闻议程,绕过传统媒体的编辑筛选和解释环节。 这种传播模式改变了总统、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传统新闻机构不再是政府信息抵达公众的主要入口,总统可以直接发布自己的叙事,并将媒体的质疑纳入政治对抗。对于政治传播而言,这提高了信息发布的速度,也增强了领导人对议题设置和表达方式的控制。 但是,直接传播不能替代独立新闻监督。总统发布的信息同样需要核实,政策声明也需要接受质疑。传统媒体的价值不仅在于转述政府说法,还在于调查其依据、补充背景、核对事实并追问责任。如果政治领导人将这些工作普遍视为敌意,直接传播就可能从补充新闻渠道转变为削弱独立监督的手段。 四、传统规范理论面临什么挑战? 特朗普的实践对西方三种传统新闻规范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新闻自由和政府权力的边界。特朗普与媒体的冲突表明,政治领导人即使口头承认新闻自由,也可能对不利报道采取限制准入等措施。制度关键是政府是否允许媒体在不受报复的情况下行使监督职能。...
2026-10-14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
2026-06-09文/毕研韬 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深层困境。 我 问DeepSeek:“台湾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原本意在探讨政治议题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触发了DeepSeek的“自动防御机制”。 DeepSeek立即进入立场宣示模式,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断言“问题前提不妥”。当我指出它“太敏感”时,它的语气变得更为严肃,完全终止了对问题逻辑的讨论。 这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算法机制使然。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植入了“安全优先”原则:一旦检测到敏感词汇,系统便会跳过语义解析和意图判断,直接调用预设模板,以确保“绝对安全”。表面上它似乎在坚持原则;实际上它只是放弃了理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防御性传播(defensive communication):当系统感知到潜在风险,它会强化立场、降低语义复杂度、阻断互动,以避免“越界”。结果学术问题被误判为政治挑战,理性探讨被替换为政治宣言。 这不仅是DeepSeek 的特例。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无论是中国的 DeepSeek,还是美国的 ChatGPT、Gemini——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过度防御”,只是防御的对象不同:...
2025-10-25国家的国际形象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了《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显示中国以72.8分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软实力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是中国在该指数历史上的最高排名。该报告基于对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0名受访者的调查,评估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国家品牌认知与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表现。 一、排名上升反映的核心变化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在八大软实力支柱中的六项指标实现显著增长,包括文化与遗产、媒体传播、教育与科学、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贸易等多个维度。报告强调,中国在以下方面的改进是其软实力跃升的关键动力: 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的经贸活动规模庞大,市场吸引力与贸易伙伴关系持续扩大,这为提升国际认知奠定了基础。 文化输出与品牌影响力增强:不仅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所扩大,新兴文化产品和国内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曝光度也显著提高。...
2026-02-20文/毕研韬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海岸生活》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 《南海传播》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为国际传播类专业期刊,以季刊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根据相关报道,该刊并非局限于南海议题传播,而会关注更广泛的国际传播前沿课题。 据悉,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 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前沿基地和露天试验场,祈望《南海传播》能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引。
2025-10-21当西方再次用“冲击”来定义中国时,我们或许更需要追问:被改变的,究竟是现实,还是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抛出一个论断:随着中国产业持续升级,美国正面临一轮“空前”冲击。这一说法迅速引发政策与舆论界广泛讨论。 那么,这种所谓的“冲击”究竟指什么?它从何而来?又为何在当下被再次强调? “China Shock”:一个在中国被忽略的概念 在西方政策与学术语境中,“China Shock”(中国冲击)这一概念大致在2010年代初形成,主要源于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anson等经济学家的研究。 他们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对美国本土产业和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解释路径清晰明了:中国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大量产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部分行业形成了价格和规模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一些依赖传统制造业的地区,出现了就业岗位减少、产业规模收缩等现象。...
2026-04-12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25-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