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明确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取消长期(终身)聘任协议,全面实行周期性考核,其中预聘岗每3年考核一次;长聘岗每6年一次大考,中间每3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可能面临降薪、转岗甚至解聘。 改革旨在打破“铁饭碗”、激发教师活力,但对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基础研究领域)压力较大。随后,网络流传一封“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致校长杨金龙的公开信。 公开信质疑规则“双标”:普通教师6年“非升即走”,而校长本人从副职到正职用了约7年多;一线教师承压重,而管理层(双肩挑领导)考核标准较宽松、科研工作量较低。公开信呼吁改革应自上而下、一视同仁,而非只针对基层教师。 这封匿名信在8月上旬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讨论。公开信没有标注发布时间和签署人具体姓名。公开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金龙校长: 您好!作为同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始终敬佩您学术顶尖、履历耀眼——中科院院士、理论与计算化学领域权威,从中国科大副校长到同济校长,肩负百年名校发展重任,我们对您满怀敬重与期待。 此次学校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取消长期聘任、实行全员周期考核:预聘岗3年一考,长聘岗6年一大考、3年中期评估,不合格者降薪、转岗乃至解聘。改革初衷是打破“铁饭碗”、激发活力,我们认同“不进则退”的发展逻辑,但对规则不公、标准双轨的选择性改革,深感困惑与不解,特此致信坦诚交流。 一、规则制定者,更应敬畏规则公平 您2018年4月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2025年6月接任同济校长,从副职到正职,历时七年零两个月。而学校现行规则,要求普通教师六年聘期、非升即走——六年内未晋升,便面临解聘。我们不禁想问:您以顶尖学术资历,用七年多完成副职到正职的晋升,凭什么要求普通教师六年必须出成果、必须晋升?您的七年是“干部选拔需看岗位空缺、综合考察”,普通教师的六年却是“不晋升就滚蛋”,同一套制度,两种评判逻辑,公平何在? 二、一线教师承压最重,管理层却享豁免特权 此次改革名义“全员覆盖”,实际压力全压在一线教师身上:青年教师:非升即走,3年一考核,科研、教学双重高压,不敢有丝毫松懈;中年教授:6年大考、3年中期评估,基础研究需十年磨一剑,却容不得半点沉淀;双肩挑校领导:手握院士头衔、坐拥最优平台经费团队,科研工作量仅为普通教授的四分之一,考核标准形同虚设。科员升不上科长可继续任职,副校长七年等岗位空缺属正常,而普通教师六年不晋升就失业。制度的困难,从来不是同一套困难;规则的约束,从未平等覆盖所有人。 三、反对的不是改革,是选择性改革 我们绝非反对人事改革,更不认同“躺平”。高校需竞争、需活力,打破终身制、强化考核,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但我们坚决反对只约束基层、不约束管理层,只要求教师、不要求干部的选择性改革。若学校要推行“不进步就走人”的铁律,恳请从上到下、一视同仁:校领导、管理层同样设定明确聘期与晋升考核,不达标者主动辞职,为全校师生树立公平标杆。 杨校长,您在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生“敢慢下来,沉下心做大事”,鼓励大家坚守长期主义、深耕基础研究。这份理念,一线教师深信不疑、努力践行。但当六年考核利剑高悬,当规则公平难以保障,我们又如何安心“慢下来”,如何潜心科研、教书育人? 百年同济,以“同舟共济”为校训,核心是公平共济、同心同行。期待您正视规则不公的争议,优化改革方案,让制度既激发活力,更守护公平;让同济成为教师安心治学、学生潜心求学的净土,而非人人焦虑、人人自危的赛场。 此致敬礼! 同济大学全体关切公平的教职工
2026-08-122024年7月12日,美国《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这部法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涉藏历史叙事和公共信息开始纳入美国法律政策框架。 这一变化虽然并未立即带来大规模政策调整,却反映出美国涉藏政策关注重点的进一步延伸。...
2026-06-28今天中国国际传播的最大变化,不是传播方式变了,而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本身变了。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日 近几年,中国的国际传播领域发生了一个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重大变化。 准确地说,今天中国所说的“国际传播”,已经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承载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实践逻辑和政策目标。 如果这一变化得不到及时辨析,不仅会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影响公共决策、人才培养以及公众对国际传播的理解。 一、2021年前:国际传播存在不同取向,但仍属于同一学科 在2021年之前,中国国际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可以称为学术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媒介效果等议题,主要成果体现为理论建构、论文发表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则是实践导向。这一取向更加关注国际传播效果、媒体运营、国际传播项目、海外传播平台建设等,希望直接回应国际传播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二者之间长期存在无声的张力。实践导向认为,一些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传播工作脱节;学术导向则更加重视理论体系建设和学术规范。 然而,无论两者如何不同,它们都属于传播学范畴,共享同一套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式。它们讨论的是传播规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以及传播效果,只是关注重点有所不同。...
2026-07-02这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新前兆? 文/毕研韬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1日,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在公开场合表示,可以考虑在中国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重点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验交流与政策协调。这一表态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学界与舆论广泛关注。 提出者背景: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跨界人物 萨克斯是国际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减贫、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他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咨询,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顾问角色。 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参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议程。因此,其观点往往处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倡议的交汇点,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直接代表官方立场。 从过往发言看,萨克斯长期主张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更加平衡,其此次建议延续了这一思路。 建议内容:建设功能性国际平台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萨克斯的设想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机构”而非象征性安排,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议题选择上,该机构将聚焦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这些领域既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方向。 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他提出可以将该机构设在中国,可能是北京等具备国际交流条件的城市。这一设想并不涉及联合国总部迁移,而是类似于在不同国家设立专业机构或区域中心的做法。...
2026-03-22毕研韬、胡琨将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生活空间”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突破传统“信息逻辑”,从受众认知生成机制切入,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分析框架。 作者:唐摩崖 发表时间:2026年7月9日 2026年5月,贾文山教授主编的《新时代的黄河文明与国际传播》正式面世。该书围绕黄河文明传承创新、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建构以及地方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等议题展开讨论,汇集了近年来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中,毕研韬、胡琨撰写的《“生活空间”理论对我国战略传播的启示》一文,把心理学领域的“生活空间”(Life Space)理论引入战略传播研究,尝试为战略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加速向认知、价值和意义层面延伸,战略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2021年,中国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标志着战略传播进入加速建设的重要阶段。然而,如何理解战略传播的运行机制,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问题。 传统传播研究往往强调传播主体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关注“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如何扩大影响”。这一研究路径对理解传播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它容易将传播效果理解为信息传播能力的函数,而不能详尽阐释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经验和认知结构对传播效果的深度影响。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的许多认知分歧,并非简单源于传播主体或信息质量,而是源于不同社会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体系。同一信息进入不同社会环境后,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战略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过程,更是不同“生活空间”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生活空间”理论提供理解战略传播的新入口 “生活空间”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卢因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述即B=f(P,E)=f(LSp),其中B指行为,P指个人,E指环境。这里“生活空间”指某一时刻影响个人行为的全部心理事实和环境因素,包括个体能够意识到的因素,和那些虽然未被明确感知但实际影响其判断和行动的因素。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行为研究中的机械刺激-反应模式,强调人的行为嵌入具体环境之中。...
2026-07-09长期以来,欧洲社会默认“和平”是常态,而如今,德国的新民防计划显示,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3日发布 一、从“后冷战和平”到“长期危机时代” 在俄乌战争持续背景下,德国近期启动新一轮民防体系建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德国政府不仅计划升级避难设施、强化医疗系统与公共预警机制,还开始推动“社会韧性”建设,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保护与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针对战争风险的现实应对措施,但从更深层看,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整个欧洲安全认知结构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未必只是德国增加了多少避难设施,而是欧洲社会正在逐渐改变对“和平”“风险”与“安全”的基本理解。 冷战结束后,欧洲长期形成了一种重要心理预设:大规模战争已经远离欧洲本土。这一时期,德国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二战后最强调和平主义与经济合作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将“经济互依赖”视为安全基础,并倾向于以贸易、制度与合作机制降低冲突风险。 俄乌战争改变了这一认知结构。 战争不仅重新回到欧洲地缘政治中心,也让欧洲意识到,现代国家面临的风险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军事范畴。能源中断、网络攻击、供应链危机、海底电缆破坏、信息操纵、AI深度伪造、舆论干预……,这些过去更多存在于战略研究中的概念,开始逐渐进入现实治理体系。 德国此次民防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核心逻辑,不再只是“防御战争”,而是“应对长期不稳定”。换句话说,欧洲正在从“和平秩序思维”转向“风险治理思维”。 二、“混合威胁”正在改变国家安全边界 德国当前特别强调“混合威胁”。这一概念近年来在北约与欧洲安全体系中迅速上升。...
2026-05-23文/毕研韬 在中美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双方对彼此都存在结构性误解。其中最根深蒂固、影响最深远的,乃是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偏差:中国误以为美国的行为可以用理性逻辑与秩序思维来解释和预测。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的认知结构差异。 一、理性秩序的中国认知结构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思维,深受“天下—秩序—和合”传统的塑形。儒家政治哲学强调理性治理与秩序维系,国家在认知上倾向于相信: 事实可以自证正当,制度可以赢得尊重,绩效可以换来理解。 这种思维结构形成了中国的“事实逻辑”(logic of facts)与“治理逻辑”(logic of governance)。按照这种逻辑,国际交往的基础应是理性沟通、规则共识与互利合作。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对话时往往以政策绩效、发展成果与规则契合为主要论据,期待理性能战胜意识形态。 二、叙事政治的美国认知结构 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清教徒传统与启蒙叙事影响,其认知核心不是“事实的正确性”,而是“叙事的正当性”。美国政治运作的底层逻辑是“叙事逻辑”(logic...
2025-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