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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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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传播学

当“安全逻辑”无限扩张,每个人都在付出代价

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地位,人人都在生存拼搏,但似乎生活依旧不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1日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科技合作、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流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相互依赖虽然会产生风险,但总体上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天,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供应链、芯片、数据、传播、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投资甚至科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的视野。 安全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治理逻辑。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域不存在真实风险。恰恰相反,全球化越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复杂,确实越容易产生新的脆弱性。 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问题都被纳入安全框架之后,我们是否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原本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合作和谈判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安全逻辑处理?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再只是某一个具体领域的安全风险,而是安全化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一、安全意识增强,并不等于世界更加安全 安全化最初有其合理性。 全球化让国家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也让风险能够迅速跨越国界。一个供应链中断,可以影响全球产业;一次网络攻击,可以迅速波及多个国家;关键技术被限制出口,可能改变一个产业的竞争格局;数据泄露,也可能产生跨境影响。 因此,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脆弱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变化:从“哪些东西存在安全风险”,逐渐转向“哪些东西都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一旦这种思维成为主导逻辑,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外国企业、国际学生、科研合作、数据流动,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安全问题。 安全的边界因此不断扩大,而安全边界越大,正常交往的空间就可能越小。长此以往,人类将被自己圈禁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于是出现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悖论:我们究竟是在消除风险,还是在不断扩大“风险”的定义? 如果所有领域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那么最终可能出现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而是一个任何正常联系都需要首先证明自己是安全的世界。 二、全球化最大的价值,恰恰来自“相互依赖” 全球化并不是因为世界变得没有风险才产生的。 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相互依赖,通过分工合作获得更大的整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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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依赖外国网红:中国国际传播的一个陷阱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记者”和“网红”之间二选一,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9月7日 近期,《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接受“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采访的内容,引起了关注。 在采访中,王月眉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外国记者,而希望通过外国网红、视频博主让世界“看见中国”。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还是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部社会完整理解? 一、外国网红正在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入口 外国网红传播有一个传统媒体很难比拟的优势:它更像朋友推荐。 一个外国人说“我来到中国以后发现高铁这么方便”,这种第一人称叙事降低了传播的距离感,也绕开了传统国际新闻长期存在的政治框架。 问题在于:网红能够替代记者吗?答案是:不能,至少不能完全替代。 二、记者和网红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

Blog传播学

中国大陆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引发国际关注

今天,毕研韬教授更关心如何运用战略传播推动跨文明对话、减少误解、促进合作与和平。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者:叶承安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日 《战略传播纲要》由海南大学国际传播学者毕研韬和战略专家王金岭合作完成,于2011年9月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袂出版。全书26万字。 该书的出版引发包括台湾军方在内的国际战略界关注。 乌克兰国家图书馆(Vernadsky National Library of Ukraine)收藏了《战略传播纲要》,该馆图书目录完整记录了《战略传播纲要》信息,包括作者(毕研韬、王金岭,Бі Яньтао, Ван...

亚洲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全面了解国际形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一、国际形势认知首先取决于信息来源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亚洲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涉华新信号

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近日发布,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对华信号:日本对华安全认知仍在强化,但在涉及台湾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微妙调整。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过去几年,日本防卫文件不断强化“台海安全与日本安全之间的关联”。然而,2026年版本删掉了“台海局势攸关日本安保”这一表述,转而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这一删改并不意味着日本降低对台海的关注。相反,它反映出日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平衡:安全准备继续推进,政治表述适度降调。 这是2026年防卫白皮书释放的重要对华信号。 一、删除“日本安保关联”:日本为何调整台湾表述?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中一个明显趋势,是将台湾问题逐渐纳入自身安全框架。 特别是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判断后,日本国内部分政治人物和安全研究者不断强调:如果台海发生重大危机,日本难以完全置身事外。 这一逻辑主要基于三个因素: 第一,地理因素。台湾位于日本西南方向,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约110公里。日本认为,台海军事冲突可能影响冲绳、西南诸岛以及日本周边海空安全。 第二,美日同盟因素。美国在日本拥有重要军事基地。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日本是否提供基地、后勤和其他支持,将成为现实政策问题。...

亚洲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亚洲欧洲

EU CEPS Suggests Bending “One China Policy,” Which May Produce the Opposite Effect

Recently, the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a European policy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