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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这种战训一体的逻辑,使 EGE 更接近军事参谋学院或情报训练基地,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商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所。 二、从情报教育到舆论塑造的战略跃迁 近十年来,EGE 已从一个专业培训机构,转型为法国战略话语生态中的活跃参与者,频繁就全球经济与安全热点发表立场性分析,直接介入国家层面的认知竞争。例如: 这些观点不仅具有高度战略视野,更体现出 EGE 对信息政治化与舆论安全的深度介入意识。在其理论体系中,信息不是中性的,叙事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必须设计、操控与输出的“国家战略资源”。 三、教育、咨询、智库三位一体的制度形态 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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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亚洲

Taiwan Strait Risks on the Rise: Nuclear War Enters Mainstream Strategic Discussion

Nuclear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remains a low-probability scenario. Yet when...

亚洲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如此“顺从”?

文/米迦勒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特别好管理? 这是微信视频号“雨落禅心静”在其作品中抛出的问题, 意思是为什么大学教师如此顺从于管理者? 管理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 文件规定想一出是一出, 一再试探老师的容忍底线, 结果发现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对此,她指出了三个原因。 一是老师本身没钱没权, 二是职业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约束, 三是大学教师已在硕博阶段接受并通过了“服从性测试“。...

亚洲北美

Breaking the Deadlock in the U.S.-China Tariff Confrontation: A Feasible Proposal

By Bi Yantao In 2025, with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亚洲

台湾议题外溢:部分国家将其纳入自身利益结构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近年来,台湾议题的国际属性正在发生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构性变化:其影响范围不再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西太平洋地缘空间,而是逐渐外溢至更广泛的印太乃至跨大西洋体系。一些原本与台湾距离较远的国家,包括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在政策表述、安全评估甚至实际行动中,将台湾议题纳入自身利益与风险结构之中。这一变化并非单一事件驱动,而更接近一种持续累积的机制性转型。 一、从区域议题到跨区域议题 在较长时间内,台湾问题主要被理解为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核心变量,其分析框架集中于中美关系与西太平洋军事平衡。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化上升,台湾议题的外部性开始显著增强。 这种外部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分布,使台湾在高端制造环节中具有关键节点地位。由此带来的不是单一节点的产业依赖,而是跨区域产业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一旦相关链条出现扰动,其影响将跨越地理界限,直接传导至欧洲、日本及其他高度工业化经济体。 其次,海上通道与能源运输体系的安全问题,使台湾周边海域的稳定性开始被纳入更广泛的全球安全计算之中。台湾议题不再仅仅是“区域冲突风险”,而逐渐呈现为“全球系统稳定变量”。 二、利益结构的重新配置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其对台湾议题的政策定位。从传统的“关注”或“表态”,逐步转向更具结构性的“利益嵌入”。 所谓利益嵌入,并非指直接介入冲突,而是指将台湾相关风险与本国关键利益领域进行制度化关联,包括安全战略评估、供应链韧性设计以及联盟协作机制等。 日本在安全政策中的变化较为典型。围绕西南诸岛安全与海上通道保障,其战略文件中对台海稳定的关注程度显著上升,并将其纳入国家安全整体评估框架之中。澳大利亚则更多从印太秩序与海上规则体系的角度,将台海稳定视为区域战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部分欧洲国家开始以“印太战略”或“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入口,将台湾议题纳入其对外政策讨论与行动之中。这种纳入体现为风险评估、技术依赖、经济安全政策结构性调整,甚至直接军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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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s Image Dilemma in China: Fragmented Policy Signals and Blurred Public Perception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policy signals and dispersed narratives, the Europ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