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7日 近年来,当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国家投资时,最先发出安全警示的,往往是当地的情报、安全和反间谍机构。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可能是:职业和专业会影响一个机构观察世界的方式。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现象 美国是较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国家。近年来,美国FBI等机构持续将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经济间谍和投资活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审查涉及中国资本的交易时,也可以获得情报系统供的威胁评估。 2016年的德国半导体企业Aixtron收购案尤其值得注意。中国福建大芯片投资基金拟收购Aixtron后,德国经济部一度同意交易,随后却因获得新的安全相关信息而撤回此前决定。德国媒体随后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曾向德国发出警告,认为交易可能使中国获得具有军事用途的半导体技术。美国随后对Aixtron美国业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CFIUS获得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专项威胁分析,最终奥巴马总统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Aixtron美国业务。这个案例显示,情报信息可以成为改变政府对中国投资判断的重要触发因素。 澳大利亚的情况同样明显。ASIO等安全机构长期关注中国相关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活动,随着这种安全认知向经济领域延伸,中国企业投资关键基础设施、能源和技术产业时,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讨论。 新西兰则具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直接参与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评估,为海外投资办公室提供安全建议。其关注的问题包括外国投资者获得敏感信息、控制关键资产、影响供应链以及增强外国影响力的可能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年来也不断警告外国获取加拿大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可能造成经济安全风险,并将中国列为重要的情报安全关注对象。英国MI5则逐渐把中国问题从传统的反间谍领域延伸到科技、大学、科研、企业和投资等领域。 荷兰AIVD长期警告中国经济间谍和技术获取风险,并指出中国投资和企业收购可能造成敏感知识和技术流失。比利时国家安全局VSSE也将中国的间谍、网络活动和经济影响作为重要安全议题。德国、瑞典、西班牙等国近年来同样逐步强化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 这些案例放在一起观察,会出现一个值得研究的规律:中国投资进入西方国家以后,往往首先被情报安全系统重新定义为“安全问题”,随后才进入经济政策、投资审查和公共讨论。 二、为什么首先是情报安全机构? 一个很简单的传播学规律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职业会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的视角。 经济部门看一项投资,首先看到的是资本、就业、市场和产业发展;企业看到的是利润和商业机会;外交部门关注的是双边关系;情报机构的职业任务则是发现隐藏关系、潜在威胁和异常行为。 因此,面对同一家中国企业,经济部门可能问:“它能够带来多少投资和就业?” 情报机构可能问:“它与谁有关联?能够获得什么技术?能够接触什么数据?能够控制什么基础设施?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商业能力是否可能转化为战略能力?” 三、职业视角如何影响“问题定义”?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重要的传播学问题:问题定义。 情报机构的职业使命决定了它天然更加关注风险。当它发现某项投资存在潜在安全问题,并通过政府内部报告、投资审查、企业安全指南或者公开报告把这种判断传播出去后,一个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就可能逐渐被重新定义: 中国投资→技术获取→关键产业风险→经济安全→国家安全。...
2026-08-17美欧转向警惕“真实信息的操纵”:事实可以被选择、重组与放大,最终让受众在全部真实的碎片中形成偏离完整现实的认知。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1日 过去讨论国际信息操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近几年,美欧相关机构关注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信息本身并非虚假,甚至来自真实事件,却可能通过选择、组合、脱离语境、情绪化包装以及算法放大,最终产生明显的误导性传播效果。 一、从“假信息”到“信息操纵”:欧盟关注点正在变化 欧盟近年来逐步使用“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这一概念,替代单纯的“虚假信息”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认为,信息操纵并不只包括制造虚假内容,也包括对事实、信息传播网络和受众认知过程进行有组织的干预。 202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EEAS)发布首份FIMI威胁报告,此后持续进行年度跟踪。2024年的第二份报告分析了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间的750起FIMI事件。2025年的第三份报告则进一步把研究对象从具体内容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账号、网站和跨平台传播网络。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欧盟开始强调“传播方式”本身。 EEAS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很多信息操纵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单一平台,而是在多个平台同时展开,内容由不同账号交叉发布,再根据目标受众选择不同的平台。报告记录的案例中,至少349起使用了“内容本地化”技术,即通过当地语言、文化、事件和社会议题重新组织信息,以提高内容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欧盟还特别关注利用现实社会中的热点议题。EEAS曾指出,相关行动往往借助已经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再加入具有情绪色彩的内容,使信息更容易传播。例如,欧洲方面曾将德国农民抗议等社会事件列入FIMI观察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未必需要制造一个完全虚假的事件。一个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加上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框架和情绪表达,同样可能形成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传播效果。 二、美国也在研究:事实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
2026-09-11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
2026-07-29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RFA)宣布,自2026年2月17日起恢复面向中国境内受众的广播服务。本次复播涵盖普通话、藏语及维吾尔语节目,通过短波及数字平台同步传输。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USAGM)负责管理和分配预算。USAGM是美国政府下属的独立联邦机构,资金来自美国国会年度拨款,亦管理包括“美国之音”等在内的多家对外广播机构。 据公开信息,此前由于预算与行政安排调整,RFA部分语种广播一度缩减或暂停。此次恢复播出,电台方面表示旨在继续向相关受众提供新闻与信息服务。中国有关方面则多次对其报道立场提出批评。 此次复播反映出在当前国际信息竞争与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外广播仍被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曾批评此前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他政府资助广播的预算会“削弱华府全球话语权”,反映部分立法者认为这些媒体在与中国等国际竞争对手的话语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
2026-02-20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26-07-26中国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国内舆情,但对境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涉地方信息缺乏持续关注。这种反差值得思考。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10日 当然,不能说地方政府完全不关注海外舆情。有关国际机构发现,中国一些地方部门购买过境外信息监测服务,也会在重大涉外事件发生时关注国际舆论,但总体而言,海外舆情尚未普遍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体系。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的主要治理对象是国内公众 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围绕地方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展开,国内公众是其最直接的服务对象,也是政策实施和公共管理的主要对象。国内舆情可能迅速转化为投诉、问责和行政压力,直接影响对政府部门的社会评价。 相比之下,海外公众对地方事务的看法通常不会直接形成行政压力。除非涉及重大涉外事件、国际投资或外交关系,否则境外舆论很难进入地方政府的日常议程。两种舆情在地方治理中的现实权重并不相同。 二、海外舆情尚未充分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 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绩考核和行政评价机制的影响。经济增长、招商引资、财政收入、社会治理等事项有相对明确的评价指标,而海外公众对一个地方的评价很难形成统一、稳定、可量化的考核标准。 地方政府即使投入资源研究海外舆情,也未必能够在短期内看到明确的工作成效。既然缺乏制度化的考核要求,相关工作就容易成为阶段性任务,而不是长期职责。 三、海外舆情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 海外舆情并不总是立即产生现实影响。外国媒体对某地的报道、海外公众对当地政策的评价,可能经过较长时间才影响投资决策、旅游选择、商业合作和人才流动。这种影响往往分散在不同领域,也很难准确归因于某一条报道或某一次舆论事件。...
2026-11-09文化自信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中国希望世界拥抱春节时,是否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万圣节?今年各地的节庆景象,让这个问题再次进入公共讨论。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今年万圣节期间,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比往年更加活跃的节庆气氛。成都、深圳、北京等地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变装、角色扮演和主题派对,节日氛围有所升温。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部分街头活动仍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 与往年相比,今年万圣节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社会对外来节日似乎更加包容,围绕洋节的公共讨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反思。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正在趋于开放? 一、过洋节就是崇洋媚外吗?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经常被置于文化安全和文化认同的框架下讨论。一些人将过洋节与崇洋媚外联系起来,甚至将其视为西方文化入侵的表现。 但今年,社会上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过万圣节为什么就意味着崇洋媚外?参加圣诞派对就意味着认同西方价值观?外国人接纳中国春节,为什么我们不将其视为文化入侵? 这些问题实际上触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文化自信? 中国积极推动春节等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希望更多外国人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期待其他社会以开放心态接纳中国文化,却对外来节日在国内的正常传播保持警惕,甚至动辄上升到文化入侵的高度,这种态度难免存在双重标准。 文化交流应当是双向的。文化的跨国传播本身并不意味着文化支配,更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消费等同于政治认同。年轻人参加万圣节活动,可能只是出于娱乐、社交和新鲜感,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
2026-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