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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校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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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二、高校资源不能简单等同于专业能力 过去,人们普遍将高校视作高层次人才与专业知识的汇集地,这一判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备现实基础。 但如今高校内部已经出现高度分化。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显著,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团队、不同学科同样参差不齐。尤其是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以及政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兼具现实问题意识、长期学术积淀与实践研判能力的研究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当下不能认为:对接一所高校,就等同于获得了相应专业能力;找到学院负责人,就找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研究院,就自动形成了专业支撑能力。现实当中,这三组推论均未必成立。 更重要的是,高校官员与专业领军人才不能混为一谈。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校领导、院长等行政职务经由组织程序任命。能够担任这类管理职务,说明其具备相应行政管理素养与任职条件,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特定研究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人才,更不意味着其天然适合牵头新建共建机构。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专业水平,本就是两套评价体系。 三、核心风险:行政选人与专业需求发生错位 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机构,首先需要确定牵头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负责人往往优先从高校现有行政体系中遴选,多为校领导、院长等官员。 这种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协调,却潜藏一个根本性隐患:被选定的负责人,是否是该领域最专业的领军人? 高校内部专业能力最突出的学者,未必担任行政职务;具备现实问题意识、研究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不一定身居院长岗位;即便是一所学校最优秀的专家,也有可能并不隶属于承接共建任务的学院。 于是容易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党政机关本意是借力高校的优质专业资源破解现实难题,最终却依托高校行政体系确定机构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去整合调配自己中意的研究力量。 这就把本应属于专业能力遴选的事项,异化为行政组织遴选。结果便是:机构牌子立起来了,配套经费落实了,但真正顶尖的专业人才却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了。...

文章推介

亚洲

中国高校学术十大乱象

文/石敢当 近期,中国若干微信视频号,如《必记本SVIP》、《麦可思研究》、《学术国际》,纷纷向高校学术开火,试图揭开中国高校学术领域的泡沫和脓包。 不了解高校的网民很可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夸大其词,思想极端,而高校普通教师却感同身受,并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认知悬殊乃至对立,已成为关乎高校的一大安全隐患。政府和社会应允许并支持暴露这些积弊,否则讳疾忌医,高校就会成为休眠的火山。在时代跃迁之际,高校管理现代化不应成为无人敢碰的“禁忌”。 概言之,目前中国高校存在以下十大乱象。 1. 学术官僚化与权力寻租 行政主导科研,外行领导内行,科研资源分配不公,关系决定项目与成果。 2.拉帮结派、学术圈层化 学术团体、评审小组存在地域、师承、学派“抱团”现象,影响项目审批与学术公平。 3.职称评审与帽子工程 科研评价机制畸形,催生“人才帽子注水”现象,各种评选掺杂非学术因素,帽子泛滥和异化,稀释其含金量。 4...

北美欧洲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为啥在白宫激烈争吵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会谈,然而这场原本旨在讨论援助与战局的会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特朗普在会前曾公开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而泽连斯基则回击说,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空间中”。两人言辞交锋的背后,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战争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在军事援助、安全保障与外交策略上的深刻分歧。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向:从“全面援助”到“交易型外交” 特朗普接替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推动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优先”,认为华盛顿不能无条件继续援助乌克兰,而是应该采取更务实的“交易型外交”策略: 白宫争吵的核心分歧 这次争吵不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个性冲突,更是两国在以下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 1. 美国是否继续提供大规模援助 2. 俄乌战争的未来方向:战争还是谈判? 3. 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结论:乌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乌克兰战略困境加深...

传播学

国际巨星为何开唱海南?毕研韬教授解读背后逻辑

欧美巨星为何频频开唱海南?中新社记者张茜翼就此专访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毕教授指出,国际顶级艺人密集登陆海南,并非偶发市场现象,而是制度创新、消费结构升级与国际传播逻辑叠加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海南演艺市场呈现出结构性跃升。2024年以来,多位国际艺人将亚洲重要场次乃至唯一场次落地海南。毕研韬分析,这一趋势首先源于自贸港制度优势的持续释放。大型营业性演出实行“一站式”审批机制,缩短审批周期,提高行政效率;同时,针对国际顶级演出的专项奖励政策,提高了市场主体引进项目的积极性。制度环境的确定性,为国际演艺项目提供了可预期的运营空间。 免签政策则构成另一关键变量。海南对86国人员实施入境免签,为大型国际演出团队的快速通关与频繁往返提供便利。演艺活动具有高度流动性特征,团队规模大、设备复杂、行程密集,通关效率直接影响成本与风险控制。制度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使海南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 从市场维度看,海南正在形成“跨省观演”新模式。多场大型演唱会中,岛外观众占比超过七成甚至更高,演出本身与旅游消费深度绑定,形成“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的消费路径。毕研韬指出,这种消费结构意味着演艺不再只是文化产品,而成为带动交通、住宿、零售、餐饮和免税消费的综合引擎。演艺经济正在嵌入城市整体消费体系。 他进一步强调,海南的气候与城市空间结构也具有特殊优势。冬季气候温暖,使大型户外演出具备时间窗口;海岛旅游属性增强了“观演+度假”的复合体验。部分演出在舞美设计与场景营造上进行创新尝试,体现出对艺术表达的包容态度。这种环境与政策叠加,使海南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演艺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在国际传播层面,毕研韬认为,国际艺人来华演出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互动机制。数万观众在同一场域形成情感共鸣,本身即构成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场景。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在海南的见闻,会对外部公众认知产生影响。演出因此成为一种具象化、可体验的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他指出,这种交流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国际艺人获得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观众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也在主动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现场演出以情感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传播效果更具沉浸性和记忆度。 在谈及未来趋势时,毕研韬提出,海南若要从“演艺热点”转向“演艺高地”,需要从引进项目转向培育产业生态,包括吸引舞美设计、音响工程、经纪管理等配套企业落地,探索保税租赁与装备集散模式,建立数据化监测平台,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同时,应鼓励融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原创项目,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能力。 张茜翼的专访在中新网刊发后,引发境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被多家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转载,同时在国内门户网站及高校官网平台传播,形成跨区域扩散态势。这种传播路径本身,亦印证了海南演艺议题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关注度与讨论价值。

传播学

在低信任环境中,国际传播的三条突围路径

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低信任时代”。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7日 公众不一定相信政府;A政府不一定相信B政府;不同国家的媒体不一定相信彼此;不同社会群体甚至对事实本身的认定都可能存在分歧。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统国际传播所依赖的一个基本逻辑——“先建立信任,再实现传播效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26年5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助理教授Aviv Barnoy在《Communication Theory》发表论文Trustles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

亚洲北美

美国国会推出涉藏新法案,猛烈冲撞中国底线

2026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Assuring the Future of Tibet Act of 2026),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2日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该提案需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如通过则进入众议院表决程序;如再获通过,还需经参议院审议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重点关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怎样才能不让西藏议题在国际论坛上弱化?怎样才能让西藏议题继续成为美国的政策抓手?为此提案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全力提高“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

亚洲北美

美西方联手应对中国海外统战工作:为什么?

美西方之所以将中国海外统战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根本原因在于担忧其可能成为中国影响力进入海外社会的重要渠道,并进而影响当地认知环境、社会关系和政策决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近年来,中国海外统战工作已逐渐进入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国家安全框架。美国国会、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和智库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持续研究,并通过报告、听证、立法和执法推动其制度化。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及欧盟也相继建立相关机制,形成跨国政策协调趋势。换言之,海外统战已演变为围绕外国影响、开放社会治理和国际传播竞争的一场认知与制度竞争,而这必然会重塑中国海外统战活动的国际环境。 美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纳入国家安全视野,是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活动关乎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影响、社会整合、信息传播和国家认同等多个层面。在美西方政策语境中,海外统战不再是单纯的侨务或公共外交问题,而被置于“外国影响力”“认知安全”和“民主制度韧性”等框架下进行审视。其关注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如何通过海外组织网络、社会关系和传播渠道影响当地政治与社会认知;如何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开展身份认同和价值连接;这些活动是否可能改变开放社会的信息环境和政策形成过程。 一、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外国影响”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 美西方关注中国海外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双方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和科技领域,而逐渐延伸至社会影响、认知塑造和制度竞争。过去,国家影响力主要通过政府间外交、经济合作和军事力量体现,而今天,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社会网络、公共认知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能力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其海外社会联系、侨团组织、文化交流和传播活动,不仅具有社会功能,也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它们关注的并非单一组织或个别事件,而是这些社会网络是否可能成为国家影响力向海外延伸的渠道。 换言之,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海外统战被美西方重新定义为一种“非传统影响方式”。其关注重点在于:国家力量如何通过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信息传播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可能影响公众认知、政治讨论和政策选择。 二、开放社会治理逻辑:担忧外部影响改变内部政治生态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开放社会自身的治理逻辑。欧美国家长期强调社会开放、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但开放环境也意味着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社会空间。如何区分正常的国际交流与具有政治目的的影响活动,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新治理难题。 在美西方政策框架中,海外统战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外国力量是否利用开放社会中的制度空间,对政治过程、社会组织或公共舆论产生不透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