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校共建
中国党政机关应审慎与高校共建专业机构
政校共建机构，初衷是借助高校专业力量提升治理能力，但现实中，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未必就是最适合的专业领军人才，机构建起来了，真正优秀的专业人才却可能被排除在外。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首先声明，本文主要讨论党政机关与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等机构的问题。至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笔者并不熟悉，因此不敢妄加评论。 近年来，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学院、研究院（中心）已蔚然成风。合作初衷值得肯定：党政机关希望依托高校专业资源提升治理实力，高校期待借助党政扶持转化科研成果，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但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党政机关了解今日之高校吗？政校共建是党政机关对接高校资源的最优方式吗？共建机构真能帮助提升职能部门的专业素养与治理效能吗？对此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答案。 一、共建逻辑：传统路径与跟风惯性 共建机构大致源于两个考量：历史传统的延续与跟风效仿的倾向。 长期以来，高校被视作高层次人才、知识与智力资源的重要集聚地。党政机关处理专业性事务时，寻求高校协作本具内在合理性。但当下，这种合作逻辑正在被简单化处理。看到其他地区、其他部门与高校共建机构，便跟风设立，仿佛“不共建，工作就落后了”。 然而广为流行的未必都是好的，新冠肺炎疫情曾风靡全球，但世人都谈之色变。 党政机关在筹划与高校共建机构时，首要应厘清三个核心问题：开展共建是否确属必要？不共建机构，能否实现同等工作目标？共建之后，究竟能够新增哪些履职能力？ 倘若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仅仅效仿外界做法就挂牌成立学院、研究院或研究中心，最终很可能只是新增一块机构牌子，而并未真正提升治理能力。 二、高校资源不能简单等同于专业能力 过去，人们普遍将高校视作高层次人才与专业知识的汇集地，这一判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具备现实基础。 但如今高校内部已经出现高度分化。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显著，同一高校内部，不同学院、不同团队、不同学科同样参差不齐。尤其是新兴领域、交叉学科以及政策关联性较强的研究方向，兼具现实问题意识、长期学术积淀与实践研判能力的研究人才犹如凤毛麟角。 由此可见，当下不能认为：对接一所高校，就等同于获得了相应专业能力；找到学院负责人，就找到了该领域顶尖专家；挂牌成立研究院，就自动形成了专业支撑能力。现实当中，这三组推论均未必成立。 更重要的是，高校官员与专业领军人才不能混为一谈。在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下，校领导、院长等行政职务经由组织程序任命。能够担任这类管理职务，说明其具备相应行政管理素养与任职条件，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特定研究领域专业水平最高的人才，更不意味着其天然适合牵头新建共建机构。行政管理岗位与学术专业水平，本就是两套评价体系。 三、核心风险：行政选人与专业需求发生错位 党政机关与高校共建机构，首先需要确定牵头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负责人往往优先从高校现有行政体系中遴选，多为校领导、院长等官员。 这种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协调，却潜藏一个根本性隐患：被选定的负责人，是否是该领域最专业的领军人？ 高校内部专业能力最突出的学者，未必担任行政职务；具备现实问题意识、研究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研究者，不一定身居院长岗位；即便是一所学校最优秀的专家，也有可能并不隶属于承接共建任务的学院。 于是容易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党政机关本意是借力高校的优质专业资源破解现实难题，最终却依托高校行政体系确定机构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去整合调配自己中意的研究力量。 这就把本应属于专业能力遴选的事项，异化为行政组织遴选。结果便是：机构牌子立起来了，配套经费落实了，但真正顶尖的专业人才却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了。...
文章推介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Harvard Should Rethink Its China Opinion Surveys
A widely cited Harvard survey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how accurately can...
全球最新民调出炉：这些数据，中国国际传播界必须正视
今天，国家形象越来越取决于“你让人感觉是否安全、是否可预期、是否愿意真正合作”，而非仅仅取决于你物理上多强大。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8日 近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Focaldata开展的34国全球民调结果发布。这份覆盖3.5万余人的调查，给当前国际舆论场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在“谁适合领导国际事务”问题上，加拿大以60%的舒适度位居第一，日本58%、澳大利亚55%，而美国和中国仅为39%、37%。更引人注目的是，61%的受访者相信：各国在没有美国或中国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 对中国国际传播者来说，这些数据不应被简单归为“又一份民调”，而需要严肃对待。 一、最刺眼的数字：领导力信任的落差 调查中，人们对“哪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更让人安心”这个问题，清晰地排出了一个顺序：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欧盟、英国、联合国，然后才是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分裂——发展中国家受访者中53%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感到安心，而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3%。 对中国国际传播而言，这是一个提醒：硬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让人安心”的领导力形象。在相当一部分国际公众眼中，可信度、可预测性和低冲突感，正在成为比“强大”更被看重的品质。 二、61%的“去超级大国”倾向 另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数据是：61%的受访者支持“没有美中参与的国际合作”。这并非简单的反美或反中情绪，而是对当前超级大国主导模式信任度下降的反映。 过去多年，国际传播常围绕“中美博弈”“两极格局”展开叙事。这份调查显示，全球公众中已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设想甚至期待一种“中等强国协调”的合作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所倡导的“中等强国”路线，在调查中获得基金会方面的公开肯定，这并非偶然。...
特朗普对华关税战思想来自一家智库？
文/唐摩崖 2023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的第12个版本，即《2025计划》（Project 2025），提出了一套面向下一届保守派政府的联邦政府改革蓝图，涵盖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作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传统基金会一向对中国持强硬乃至敌对立场。 虽然特朗普曾在公开场合否认与该计划有关，声称“未参与，也未看过”，但在对华关税政策方面，特朗普与该计划在理念与路径上高度一致，甚至可谓“惊人一致”。 政策主张的高度一致 高额关税策略：特朗普与《2025计划》均主张通过高额关税对中国施压，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2025年初，特朗普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高额税率，使整体对华关税平均水平达到145%。这一政策虽然在力度上超出《2025计划》的建议范围，但方向一致，均体现出“以战代防”的激进贸易战略思维。 关税作为国家安全工具：《2025计划》和特朗普本人都强调：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手段，更是国家安全与战略博弈的工具。《2025计划》指出，美国应利用关税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结构与军事扩张，彻底打破“自由贸易神话”。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体现了这一思路，尤其是在科技出口管制、对中资投资限制、敏感领域审查等方面，关税政策往往与战略遏制措施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封闭逻辑框架。...
特朗普2.0：撕裂共识的民粹主义革命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橡木桌上，堆满未签署的行政令。这是特朗普2.0时代的典型场景：政治不再是协商妥协的艺术，而是单边行动的战场。这位打破所有政治禁忌的总统，正在以民粹主义的铁锤敲击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 传统政党政治精心构建的共识体系遭遇解构危机。特朗普团队将联邦官僚机构视为”深层政府”，司法独立被视为”政治迫害”，国会监督被称作”政变阴谋”。这种系统性否定不仅针对政治对手，更直指美国宪政体系的核心价值。当总统在推特上公开威胁解职独立检察官时，三权分立的防火墙正在出现裂痕。 全球化共识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分崩离析。钢铝关税引发的贸易战波及全球产业链，退出《巴黎协定》动摇气候治理框架，威胁退出WTO撼动多边贸易体系。这些政策绝非孤立的经济决策，而是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面否定。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直言：”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寻租游戏。” 社交媒体时代的”另类真相”正在重塑政治话语体系。特朗普团队深谙信息传播的病毒式扩散规律，通过制造”奥巴马门”、”大选舞弊”等阴谋论，成功构建平行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茧房。这种”后真相政治”不仅模糊事实与虚构的界限，更消解了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其支持者对同一事件的事实认知与反对者差异度高达73%。 这场政治实验暴露出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当38%的美国人认为”总统有权关闭敌对媒体”，当62%的共和党选民相信”民主党正在摧毁国家”，政治极化已超越政策分歧，演变为对民主游戏规则的根本质疑。特朗普现象不是偶发的政治意外，而是技术革命、经济失衡、文化冲突共同孕育的时代产物，预示着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范式转换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