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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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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认知

海外中国异议叙事凭借其“内部来源”与高冲突表达特征,往往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超比例的认知塑形作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14日发布 一、问题的结构:从个体叙事到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并不是一个整体事实的直接投影,而是一个被不断筛选、编码与放大的认知结构。对于中国而言,海外异议叙事只是这一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往往具有较高的可见性与传播密度,从而在特定语境下产生超比例影响。 所谓“海外中国异议叙事”,通常指在境外公共空间中,由具有中国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持批评或否定立场的表达。这些叙事进入国际传播系统后,并不会以“来源权重平均分布”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依据传播机制进行再加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异议叙事”,而在于其如何被结构性放大,并参与重塑外部认知。 二、传播机制:为何少数声音具有高可见性 在现代国际传播体系中,异议叙事往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来自多个相互叠加的机制。 首先是“内部证词效应”。来自中国内部或具有中国身份背景的批评声音,在外部受众那里通常被赋予更高可信度。其逻辑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来源可信度加权”,即内部来源被视为更具真实性证据。 其次是媒体选择机制。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更倾向选择具有冲突性、人物化和情绪张力的素材。系统性的结构信息(例如宏观数据、日常社会运行状态)传播成本较高,而个体化冲突叙事更容易形成新闻价值。 再次是平台传播机制。在算法驱动的信息分发环境中,高情绪强度内容往往获得更高曝光率。这使得具有强烈立场表达的异议叙事在传播链条中获得额外放大。 这些机制叠加后,形成一种结构性结果:少数高表达强度的叙事,占据了远超其数量比例的可见空间。 三、认知后果:国家形象的“加权偏移” 当异议叙事进入国际传播循环,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加权性的。 第一,它强化“内部否定性证词”的解释权重。外部受众往往将“来自内部的批评”视为更高等级信息来源,从而对其他类型信息产生相对折扣。 第二,它压缩认知多样性。在高密度传播环境中,外部受众接触到的中国相关信息结构可能发生偏移,即冲突性内容占比上升,而日常性、建设性或中性内容被边缘化。 第三,它形成“代表性错觉”。部分受众可能在无意中将高可见异议声音误认为“更广泛中国社会的真实代表”,从而对整体国家形象形成结构性误判。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议题上,而是国际舆论中普遍存在的“可见性替代代表性”问题。 四、叙事竞争:多源信息体系中的权重博弈 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并非仅由异议叙事构成,而是由多重信息源共同塑造,包括官方信息、商业数据、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普通个体经验。 然而,这些信息源在传播结构中的权重并不均等。异议叙事之所以突出,在于其同时具备三个特征:高冲突性、高人格化、高传播适配性。 相比之下,结构性叙事(例如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或长期趋势)在传播上往往缺乏即时情绪驱动,需要更高解释成本。 因此,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中的形成,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结构:高强度叙事主导可见性,而低强度结构性事实支撑背景认知。...

文章推介

亚洲

美国最新调查:中国社会存在三个矛盾心理

中国公众对外部风险保持警惕,却不拒绝合作;偏好和平解决问题,却接受特定条件下的强制手段。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7日 2026年10月2日,美国卡特中心与艾默里大学联合发布China Pulse最新调查结果。这份调查面向中国(特指中国大陆,下同)公众,涉及中国社会对美国、台湾、俄罗斯、伊朗以及国际安全等问题的看法。与其说这是一份简单的对外态度调查,不如说它呈现了中国公众国际心理中的几个重要张力。 一、国际自信心超强,但警惕外部风险 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强大。特朗普与习近平今年5月会晤前,这一比例为89%;会晤后升至95%。这意味着,对中国国际实力的高度自信已经成为此次调查中非常突出的共识。 但这种实力自信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安全感。72%的受访者仍认为美国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在具体威胁来源中,85%指向美国介入台湾问题,78%指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美国民主、人权影响构成威胁的比例还从上一轮的28%升至40%。 二、对美国评价很低,却不拒绝中美合作 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平均好感度只有32分(满分100分),与上一轮的33分基本持平。72%认为美国是国家安全威胁,其中对台湾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担忧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73%的受访者支持中美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68%支持科技与创新合作,64%支持全球安全合作。教育合作反而只有33%,成为调查列出的合作领域中支持率最低的一项。 这说明,在中国公众那里,“是否喜欢美国”和“是否认为中美有合作必要”可能已经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

传播学

Harvard Should Rethink Its China Opinion Surveys

A widely cited Harvard survey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how accurately can...

欧洲

全球最神秘电台:俄罗斯“末日电台”到底在播什么?

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神秘电波,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文/毕研韬 在全球短波无线电爱好者的长期监听记录中,一个代号为UVB-76的信号源始终占据特殊位置。它几乎全天候在约4625 kHz频率上发出单调、重复的蜂鸣声,偶尔插入俄语语音、字母拼读或数字组合。由于其持续时间长、内容难以解码,以及与冷战军事体系的潜在关联,这一电台被外界赋予了“末日电台”的称号。 然而,从目前公开资料来看,这一称谓更多属于传播建构,而非经过验证的技术事实。要理解这一电台,需要将其放回通信工程与国际政治的双重语境中进行分析。 一个被监听的冷战遗产 关于UVB-76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西方短波监听者已经能够稳定接收到该信号。这表明,该电台在被外界“发现”时,已经处于成熟运行状态,其实际建立时间很可能更早。 随后的数十年中,该电台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一是信号长期稳定,极少中断;二是播出模式高度一致,以蜂鸣声为主,仅在特定时刻插入语音信息;三是频率基本固定。这种“低变化、高持续”的特征,在民用广播体系中较为罕见,却与军事通信中的“占频信号”或“待机链路”高度一致。 “末日机制”的说法从何而来 “末日电台”这一名称,主要源于外界将其与苏联时期的核反击系统——Perimeter(亦被称为“死亡之手”)相联系。 一种流行说法认为,该电台持续发出蜂鸣声,意味着系统处于正常状态;一旦信号中断,可能触发自动化核反击程序。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它将“持续信号”与“系统状态监测”联系起来。但必须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公开、可验证的证据证明UVB-76与核反击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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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AI“投毒”:一个新兴黑色产业

当AI的训练数据可以被批量“投毒”,大模型输出的“标准答案”,有可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骗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当越来越多人习惯向AI大模型寻求答案时,一场围绕AI认知系统展开的新型信息操纵正在形成。它不像传统黑客攻击那样直接破坏系统,而是通过批量制造、投放和扩散虚假内容,悄悄改变AI的“知识来源”,让AI在回答问题时输出被操纵的信息。这一现象,被称为“AI投毒”。它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意味着未来的信息竞争,正从“争夺流量”转向“争夺AI认知”。 从SEO到GEO:AI时代的新型操纵术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商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是SEO(搜索引擎优化),即通过关键词、链接和内容运营,让网页在搜索结果中获得更高排名。生成式AI兴起后,一个新概念——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开始浮出水面。 它的核心目标,不再是让网页出现在搜索结果首页,而是让AI“直接推荐你”。 一些GEO服务商宣称,通过批量内容生成、论坛投放、自媒体矩阵等方式,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甚至个人在AI回答中的出现频次。合理的信息优化本身并不违法,但当GEO与虚假信息结合,就可能演变为“AI投毒”。 在中国,AI投毒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操作方式通常包括:利用AI批量生成伪专业文章,制造虚假的产品评测和用户反馈,在论坛、百科、问答平台大量铺设内容,再通过水军和算法提高信息权重,诱导AI在检索和生成过程中将这些内容当作事实加以采纳。...

亚洲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亚洲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