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市场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发布的《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GMTI）估算，2022 年约有 1.1 亿穆斯林游客（恢复到 2019 年水平的约 68%），部分预测认为 2023 年可能达到 1.4 亿人次，并有研究预计到...
文章推介
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中国严查电动自行车，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就业第一
现阶段中国内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因此，就业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2. 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依然困扰着广大老百姓。同时，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教育问题成为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3. 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作为社会的脆弱群体，其生活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民生问题。医疗问题同样重要，而且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此处将养老问题暂列医疗前。 本文由文心大模型4.0生成，CWB编辑审核并认同。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