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日本重新定义“中国威胁”：双边关系将更难缓和
当中国被置于“系统性威胁”框架中时，中日关系将更容易被结构化和固化，短期摩擦更难缓和，关系整体趋向稳定但弹性下降。 文/毕研韬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概念的变化往往先于政策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不再被单独分析，而是被置于一组关系网络之中，其“威胁”属性也随之发生转型。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正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层转变。 从一份报告看认知框架的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以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China Security Report 2026）。该报告主题是Imbalanced Partnerships: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不平衡的伙伴关系：中俄朝）。 在以往的安全研究中，中国通常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行为体被分析，其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构成评估的核心。在2026年的报告中，中国被放置在一个由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构成的互动结构之中考察。这种处理方式意味着，日本安全界已经不再将中国视为孤立变量，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更大安全系统中的关键节点。 换言之，研究的出发点已从“观察一个国家”，转向“分析一个系统”。 “不平衡伙伴关系”：系统的基本形态 报告提出“不平衡的伙伴关系”这一核心概念，用以描述中俄朝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一概念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三方之间的合作在不断加强，二是这种合作并非建立在对等基础之上。 具体来看，中国在经济规模与综合实力上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在军事经验与战略对抗中具有重要作用；朝鲜则以其核与导弹能力，构成区域安全中的不确定因素。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功能互补但权力不对称的结构。 这种结构并不具备类似北约那样的制度化同盟特征，却在特定议题和情境下表现出协同效应。它更接近一种松散的“压力网络”，其边界模糊，但影响却是持续的。 从能力评估到关系分析 这一报告所体现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方法论上的转向。传统安全分析侧重于可量化的指标，例如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和兵力规模，这些构成了对国家实力的静态评估框架。 然而，在2026年的分析路径中，重点逐渐转向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与联动效应。问题不再只是“中国有多强”，而是“中国与谁互动，这种互动将产生怎样的战略后果”。...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近年来，北约在其战略文件中，已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这一表述标志着，对华认知正在从个别国家的政策判断，逐步转向联盟层面的结构性共识。 日本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与北约主要成员国存在较高一致性，包括技术安全、供应链调整以及海洋安全等。因此，此次大使集体访日，很可能承担着认知对齐的重要功能。 具体而言，这一过程至少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问题定义，即如何界定风险与挑战；其次是经验借鉴，通过观察日本的政策路径获取操作层面的参考；再次是预期形成，即为未来可能的政策协同奠定基础。 这种以集体方式推进的认知整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联盟内部的共同解释框架。 四、第三重信号：网络化安全结构正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并未在制度上扩展至印太地区，也未与日本建立类似条约同盟关系。但在实际运作中，一种更为灵活的安全合作模式正在逐步显现。 这种模式不依赖正式成员资格，也不触发集体防御条款，而是通过议题合作、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形成实际联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网络化安全架构”，相较于传统军事同盟，这种结构更加松散，但也更具适应性。 在这一体系中，日本的角色尤为关键。它不仅是参与者，更是连接欧洲安全体系与印太安全议程的重要节点。此次集体访问，本质上是在强化这一节点的功能，使其在跨区域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结语：从一次访问看结构性变化 如果仅从表层观察，这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外交访问，但从结构层面分析，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反映出北约正在从以地理范围界定的组织，转向以议题为驱动的平台，也显示出联盟内部正通过集体行动强化认知一致性，并为未来政策协调积累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非通过正式条约或公开宣示完成，而是通过一系列看似技术性的互动逐步推进。因此，此次约30国大使——很可能接近32国全员——集体访日，与其说是一项单一外交事件，不如说是一个结构性转型的具体体现。...
台湾“地方创生”政策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深挖地方文化资源，实现价值转化 台湾地区众多“地方创生”项目以地方传统文化、历史建筑或传统特色产业为核心依托，通过系统化的设计包装与品牌化运营，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部分乡镇以本土文化为内核，打造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对传统工艺进行创新活化，培育特色手工艺品产业；对地方特色农产品进行品牌升级，拓展市场销路，逐步形成了兼具地域辨识度与市场竞争力的地方品牌。 （二）聚焦青年群体，激活发展动能 台湾地区在推进“地方创生”过程中，将青年群体视为核心参与力量，通过多维度政策支持，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参与地方建设。具体而言，通过设立创业补助基金、提供创业空间支持、开展专项技能培训等举措，为青年返乡创业搭建平台、降低门槛。青年群体凭借创新思维与活力，为地方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技术与模式，成为推动地方创生的关键引擎。 （三）强化社区参与，提升治理效能 在多数“地方创生”项目中，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与小型企业均深度参与项目规划、实施与运营全过程。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不仅能够充分凝聚社区共识，调动居民参与地方建设的积极性，更能让项目切合地方实际需求，避免“水土不服”。同时，社区参与机制的完善，也进一步提升了地方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实践形态来看，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项目以小规模、精细化的业态为主，如特色民宿、文化创意空间、区域农产品品牌打造、特色节庆活动策划等。尽管单个项目规模有限，但通过持续深耕、迭代优化，逐步积累形成地方发展的新动能，为区域整体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地方创生”理念对大陆的启示 尽管中国大陆并未采用“地方创生”这一政策概念，但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为大陆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重视地方资源转化，打造特色发展路径 中国大陆多数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态、特色产业等资源，但其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转化。可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通过产业设计、品牌建设与资源整合，将地方特色资源转化为核心竞争力，避免“千村一面”“千区一面”，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日本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吗？
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被用于“拖住”中国？ 文/毕研韬 近期，在中国舆论与战略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判断：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可能像乌克兰牵制俄罗斯那样，被美国用来长期牵制中国，从而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类比两个国家，而在于分析一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否会出现“前沿消耗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逻辑、日本自身利益以及现实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亚洲版乌克兰”这一判断的逻辑 “乌克兰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种地缘政治隐喻，与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使俄罗斯长期陷入高强度消耗之中。从战略结果看，这场战争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俄罗斯的国家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正因为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周边形成类似的压力结构，使中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御。 从地缘位置看，日本确实是最容易被联想到的国家。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建立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两国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在日本长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日本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因此，从战略结构上看，日本确实具备成为对华压力前沿的条件。 二、日本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角色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确实出现明显变化。例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明确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逐渐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角色也在扩大。例如，美国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AUKUS安全伙伴关系，都反映出美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印太安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日本显然是核心节点之一。 从这些变化看，日本确实正在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逐渐转向更强调安全角色的国家。 三、日本是否有动力拖住中国 然而，日本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并不等同于日本是否有动力主动承担这种角色。 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其安全政策的核心目标仍然是两个：一是维持地区力量平衡，二是避免被卷入大规模战争。日本与中国之间仍然存在广泛的经贸与社会联系，一旦出现高强度冲突，日本自身也将付出极高代价。 此外，日本政治体系对军事行动仍然存在一定制度约束。例如重大安全政策通常需要经过国会审议以及长期的政治讨论。这种制度结构决定，日本主动挑起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有限。 因此，更可能的情形是，日本通过强化军事能力、扩大同盟合作和提升威慑能力来改善安全环境，而不是主动成为长期冲突的前线。 四、美国是否会推动这种结构 从美国战略角度看，在中国周边维持持续压力，确实符合其全球战略利益。这一点在美国近年来的战略文件与安全合作布局中可以清楚看到。因此，“是否存在通过前沿国家牵制中国的结构”，并不是一个完全缺乏依据的设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不同地区采取的安全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地区，美国确实依赖单一核心盟友承担前沿角色。例如在中东，以色列长期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支点。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在军事援助、情报合作和外交支持方面持续强化这一关系，使以色列在地区安全结构中具有明显的“独立节点”性质。也就是说，在某些地缘环境中，美国确实会依赖一个关键盟友承担较大的战略压力。 但东亚的安全结构与中东存在明显不同。美国在印太地区更倾向于构建一种多层安全体系，而不是完全依赖单一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在这一体系中，各个国家承担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的安全网络。 这种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风险分散。如果地区局势紧张，压力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国家身上，而是由多个盟友共同承担。第二是威慑叠加。多国参与可以在军事、情报、后勤和外交等多个层面形成更强的整体威慑效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战略运作中不会出现“关键节点”。在印太安全体系中，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军事能力以及与美国长期稳定的同盟关系，客观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支点之一。因此，如果未来中美竞争进一步加剧，日本在美国战略体系中的作用仍然可能继续上升。...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高市出身自民党强硬保守派，在修宪、加强防卫态势、强化国家主权叙事上立场鲜明。她的政治支持基础主要来自重视“国家安全”“自立防卫”的选民群体以及党内保守派议员联盟。 在日本政治中，新首相往往需要通过清晰的政策姿态来建立威信并稳固党内地位。尤其对保守路线的首相而言，在外交安全议题上展示“坚定不退缩”常被视为领导力和方向感的重要象征。 因此，高市的强硬言论还具有国内动员与党内巩固的功能。她通过突出中国与台海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到其擅长并具有话语优势的安全议题，从而强化自身政治正当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硬姿态也会在日本内部引发不同声音，如部分经济界担忧对华关系紧张可能影响贸易与投资。这说明高市的言论同时承受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张力。 四、对中国的信号博弈：威慑、成本提升与战略沟通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往往通过公开表态来塑造对手的风险评估。日本政府多位官员在过去几年中逐步明确台海稳定的重要性，而高市的言论则进一步提高了表述强度，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任何武力冲突都会带来区域外溢效应，并可能牵动日本。 这种威慑并不意味着日本寻求对抗，而是试图通过抬高成本来降低冲突可能性。此逻辑可在多国外交实践中观察到，例如韩国在朝核危机中的“高风险提醒”策略。 但风险在于：强硬信号若缺乏沟通机制，可能被对手解读为敌意升级，从而进入“安全困境”。近年来中日之间因言论激化而出现的外交抗议、舆论对立和军事演训反制，就体现了这一困境的现实性。 换言之，高市言论的战略意图可能是遏制，但效果未必可控。 五、战后日本身份叙事的深层结构：从“专守防卫”向“积极安全保障”的转型 战后日本长期强调“专守防卫”，避免卷入域外冲突。然而，随着国际格局变化，2014年《集体自卫权解释》、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均显示日本正在逐步扩大自身的安全角色。...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复杂的语言、民族、历史记忆冲突，成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基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则在主权归属与身份认同问题上始终无法弥合。 日韩之间同样存在未决的独岛/竹岛争议、历史责任问题、国民情绪对抗，而韩朝之间的主权对立则更具制度性根源。历史与认同的未解冲突，在高压态势下，极容易被政治动员，重新焊接为战争合法性的叙事武器。 和平不仅是军事威慑的问题，也需要对历史与民族心理创伤进行持续修复与制度性管理。 四、信息战已成为战争的前线而非后方 乌克兰通过社交媒体与全球舆论场构建“正义防卫者”形象，获得广泛支持；哈马斯与以色列则在全球新闻舆论中展开“标签战”“受害者叙事”对抗。 日韩作为民主国家，信息透明，但也极易受到舆论操控、假新闻干扰、认知分裂的影响。 现代战争早已突破了传统战场的边界，认知空间成为战略资源，信息战能力已是国家生存力的一部分。日韩需要加快建设具备韧性、可信度与应变力的信息防线。 五、国家利益不能完全外包给联盟逻辑 乌克兰战争反映出：即便是亲西方的国家，也可能因战略利益错位被迫接受“有限支持”；以色列也曾因加沙战争中平民伤亡问题，面临美欧对其政策的公开批评与施压。 日韩虽为美国坚定盟友，但在全球秩序发生重构的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同盟义务未必始终一致。当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更多向中东或其他区域转移，日韩是否能自主维持战略稳定？又是否愿意承担大国博弈的前沿代价？ 这要求日韩必须强化“次国家层级”的危机预案、建立多轨外交、并寻求更多元的地区安全合作模式。...
文章推介
2012-2024年，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增长约18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摇滚女尼”琼英•卓玛被搬上荧幕
文/毕研韬 音乐纪录片《次第花開》（Ani Bond: Choying Drolma）被誉为尼泊尔版的《音乐之声》。影片用来自喜马拉雅的天籁之音，讲述了“摇滚女尼”琼英•卓玛（Choying Drolma）的传奇故事。 影片于2023年斩获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太电影奖、最受观众欢迎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之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音乐音响奖。2024年《次第花开》受邀成为尼泊尔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次第花开》由林芬、白杉两位导演联袂执导，主要采访对象包括琼英•卓玛、努•巴杰拉查里亚、益西曲珍、阿旺拉姆、白玛仁钦、卓玛次仁。 导演林芬（左）与白杉（右）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泊尔藏族歌者，因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音乐风格被誉为“天籁歌者”、“摇滚女尼”。她的音乐扎根于藏族文化沃土，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琼英•卓玛是一位尼姑，她的宗教素养为她的音乐作品注入了深邃的精神内涵。她以音乐传递对生命、爱与和平的思考，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和开拓者。 琼英•卓玛不仅在藏族文化圈享有极高声誉，她的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琼英•卓玛用梵音咏唱的《大悲咒》是我几乎天天聆听的天籁之音。...
美国民调： 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文/毕研韬 2025年2月20日，新闻集团（News Group）旗下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文章称，77%美国人担忧中国拥有TikTok。 ChatGPT说，《纽约邮报》属于右翼保守派，对中国立场属于”强烈鹰派“，涉及中国话题时，常强调“威胁”“间谍”“渗透”等关键词，倾向构建负面叙述。 这份民意调查由范登堡联盟（The Vandenberg Coalition）和JL Partners联合进行。 ChatGPT告诉笔者，范登堡联盟属于中右（鹰派）机构，对中国态度强硬（鹰派）。笔者发现，其官网把TikTok称为“特洛伊木马”。 ChatGPT介绍说，JL...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AI的过度防御：当算法学会“政治正确”
文/毕研韬 一次看似平常的对话，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深层困境。 我 问DeepSeek：“台湾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原本意在探讨政治议题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却触发了DeepSeek的“自动防御机制”。 DeepSeek立即进入立场宣示模式，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断言“问题前提不妥”。当我指出它“太敏感”时，它的语气变得更为严肃，完全终止了对问题逻辑的讨论。 这并非情绪化反应，而是算法机制使然。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被植入了“安全优先”原则：一旦检测到敏感词汇，系统便会跳过语义解析和意图判断，直接调用预设模板，以确保“绝对安全”。表面上它似乎在坚持原则；实际上它只是放弃了理解。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防御性传播（defensive communication）：当系统感知到潜在风险，它会强化立场、降低语义复杂度、阻断互动，以避免“越界”。结果学术问题被误判为政治挑战，理性探讨被替换为政治宣言。 这不仅是DeepSeek 的特例。几乎所有大型语言模型——无论是中国的 DeepSeek，还是美国的 ChatGPT、Gemini——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过度防御”，只是防御的对象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