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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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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战略叙事究竟能改变什么?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战略叙事的真正力量,或许不在于让人相信一个观点,而在于让人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理解“谁是谁、什么是什么,以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4日 近些年来,“战略叙事”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领域的重要概念。 简单来讲,战略叙事就是各类政治主体围绕 “我们是谁、发生了什么、世界该往何处去”这类核心命题,持续解读国际现实、构建意义体系,并借助传播手段,影响其他主体看待现实、判断利益、预判未来的方式。 战略叙事绝非单纯讲一个故事。它本质上在划定认知边界:哪些现象值得关注、哪些主体拥有话语权、事件应当如何解读、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如何确立。 例如,同一场国际冲突,既可以被解读为安全危机、领土争端、人道主义灾难,也可以被定性为大国博弈。不同叙事不只是措辞上的差异,更是引导外界站在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件事。 由此引出一个核心问题:战略叙事到底能带来哪些改变?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叙事如何影响人的认知、态度与行为。而近年兴起的“战略本体论”(strategic ontology)研究思路,把讨论推向更深层次:战略叙事不仅能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会重塑人们对世界本身的认知。 一、不止改变看法,更重塑认知底层逻辑 “本体论”这个概念听着晦涩,可以拆解成三个通俗问题:谁是参与事件的主体?核心矛盾是什么?各个主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勒纳与奥洛克林在2023年提出“战略本体论”,提出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叙事具备“本体论生产力”(ontological productivity)。意思是:叙事不只是对已有国际现实进行解释,还能够重新定义国际政治的参与主体、核心议题,以及各方之间的相处逻辑。 二者的区别十分关键。 以气候变化为例:如果叙事将其定义为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环境难题,那么各国的身份首先是携手应对挑战的参与者。 可倘若叙事着重区分“气候脆弱国家”和“高排放国家”,气候变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变成了关乎责任分配、公平正义、损失补偿与义务划分的矛盾。 议题本身的内核就此发生转变。原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新框架下,问题就变成:“哪些国家排放更多?谁该承担主要责任?谁承受了更多损害?谁需要履行对应的补偿义务?” 这已经不只是改变大众对事件的观感,而是重新界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 据此,战略叙事可以划分出两层作用:第一层,改变人们对现实事件的解读;第二层,更新人们理解现实所使用的基础分类框架。前者改变的是“怎么看事情”,后者则近乎重塑“世界本身是什么模样”。 二、战略叙事:改写主体、议题与相互关系 顺着这一思路,战略叙事带来的核心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谁(主体)、什么(议题)、关系(各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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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itiative to Global Peace Scholars: Participating in Conflict Mediation and Building a Peaceful Future Togeth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亚洲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亚洲传播学

关于西藏,中国须持续回答五个问题

西藏议题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认知和解释权的竞争。面对未来挑战,中国需要从“如何回应质疑”转向“如何主动构建叙事”,并持续回答五个关键问题。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西藏问题不仅是国内治理课题,也是国际舆论场中的重要议题。迄今为止,围绕西藏历史、现实和未来,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框架。 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叙事,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依据是什么”“谁能够代表西藏人”“未来方向是什么”等根本问题,并通过持续、可信、多元的交流,让国际社会理解复杂真实的西藏。 涉藏国际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对外部观点的被动回应上,而应主动构建能够解释历史、呈现现实、面向未来的完整叙事体系。具体而言,中国需要持续回答以下五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共同构成西藏国际叙事的基础框架。 只有在事实基础上形成逻辑清晰、主体多元、国际可理解的叙事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认知。 一、如何让国际社会了解并相信西藏现状? 这是当前涉藏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认知框架。部分国际受众对西藏的认识,主要来自海外涉藏组织、西方媒体和相关政治力量的长期叙述。相比之下,中国关于西藏历史、发展和治理的叙事虽然拥有大量事实基础,但国际传播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中国需要回答: 如何让国际社会看到真实、多元、日常化的西藏?如何让普通藏族群众成为西藏故事的重要讲述者?如何建立国际社会能够信任的信息来源和交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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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传播》:透视中国的新窗口

文/毕研韬 2025年3月7月,《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美国对中国的现状一无所知,这很危险”,虽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2024年3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文章引述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厘清中国高层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非常重要”。 2020年7月,美国某著名大学有项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结论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不可思议的是,几年之后美国才有专家对此进行反省。 政治生态与传统文化等因素交叠震荡,令外界很难了解当今中国。 前些年,我还偶尔关注下海外华人关于中国的评论,现在早已懒得看了。出去若干年后,他们一方面深受海外影响,另一方面已不了解今日中国了,导致对中国的解读常常黄腔走板。 如今,《无界传播》将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新窗户,有助于外部触摸当今中国真实的脉搏。 与此同时,《无界传播》也是国人了解国家的一个渠道。 中国高层基本依赖内参系统了解环境,而普通百姓主要通过大众传播了解世界,但今天这两个系统都已功能失调,不堪重负了。此时此刻,《无界传播》迎难而上,引领用户在重重迷雾中发现中国、认识世界。 这是《无界传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使命。

亚洲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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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教授为海口市涉外干部讲解国际传播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31日发布 2026年6月29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应邀为海口市涉外干部作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共海口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织,旨在助力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来自全市各涉外单位的约60名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毕研韬教授以“新时代海口市国际传播体系建构与策略优化”为题,围绕传播学核心理论、国际传播体系建构、国际传播策略优化及危机管理等维度,为与会涉外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 讲座伊始,毕教授从传播学基础理论切入,引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核心概念,包括“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文化翻译者”(cultural translator)和“跨界协调者”(boundary spanner)等。他指出,未来最重要的国际传播者,可能是跨文化的“认知协调者”(cognitive mediator),这类角色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自身文明框架的引力,在不同系统、组织、文化与社群之间实现沟通、调解与协调。 毕教授引用晚清幼童留美计划的历史案例说明,跨界沟通者在异质文化之间穿梭时会面临结构性困境——中介者往往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反而容易被两边质疑甚至攻击。这一生动案例引发了听众对国际传播复杂性的深刻思考。 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毕研韬教授进一步阐述了斯图亚特·赫尔“文本解读的三种倾向”理论——理想式样解读、商榷式解读与对抗式解读。他结合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立场分化,以及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同理解,向涉外干部说明:意义、事实和真相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传播中必须充分理解目标受众的语境和认知框架,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毕教授提出,要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需要从十个层面协同推进,包括理念与理论体系、人才体系、媒介与平台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与组织体系、内容生产体系、国际关系网络、认知安全体系、世界知识体系以及文明层能力。他强调,真正的国际传播力,最终取决于一个文明能否持续为世界提供意义、秩序、希望与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