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国际聚光灯下,国际传播如何跨越既有认知鸿沟,形成可持续的理解与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3日 国际传播并非简单的信息输出,也不只是地方形象塑造。对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外部认知较为复杂的地区,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内容生产与渠道建设,更取决于制度实践能否被外部受众理解、观察和验证。 毕研韬在《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强调以制度逻辑替代单纯的信息输出。毕研韬、唐玥宸在《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提出“法治—信任—传播”分析框架,探讨法治创新如何通过制度传播转化为国际信任资源。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海南,也为理解西藏、新疆等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高关注不等于高认同 国际关注度与国际认同度并非同一概念。一个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意味着外部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其发展状况、制度运行和社会生活。信息数量增加,也不必然带来认知改善。 高关注地区的国际传播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外部受众往往通过既有叙事框架理解新信息;当新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时,单纯增加信息供给未必能够改变判断。因此,传播不能只关注“我们说了什么”,还应研究“对方如何理解”“哪些事实可以核验”以及“认知差异为何持续存在”。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具体情境并不相同。西藏涉及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等议题;新疆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及相关国际争议;海南自贸港则面临国际市场主体对规则透明度、政策稳定性和营商环境的持续关注。将三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不是认定它们面临相同问题,而是考察不同情境下,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资源。 二、从形象叙事转向制度传播 毕研韬、唐玥宸的研究指出,法治能够通过规则明确、程序透明和运行稳定,为外部主体理解制度提供基础;可验证性则是制度实践与信任形成之间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国际传播不应止于展示发展成果,还应呈现成果如何形成、相关规则如何运行、实际效果如何检验。 海南应围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行政程序和数据治理等议题,提高制度信息的透明度与国际可读性,让市场主体能够依据公开规则判断经营环境,而不只是接收政策推介。 对西藏、新疆而言,制度传播同样可以延伸至公共服务、生态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就业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传播不仅需要展示成果,也应提供具体案例、公开资料和多元观察视角,使外部受众能够在事实基础上形成判断。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更应区分事实、解释与价值判断,避免以单一叙事代替复杂现实。 制度传播并不意味着用制度介绍取代新闻报道、人物故事或文化交流,而是为这些传播形式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形象可以通过叙事呈现,制度可信度则需要实践持续支撑。 三、从传播触达到信任积累 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超越短期曝光,建立持续的理解与互动。传播量、阅读量和海外平台覆盖率能够反映信息触达,却不能直接证明外部受众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为此,需要建立更具实质性的评估机制:受众是否理解相关制度的运行逻辑?传播内容是否能够被独立核验?不同信息来源是否相互印证?国际受众提出的问题是否得到及时回应?这些指标比单纯追求传播规模更有助于识别传播的真实效果。 同时,应推动传播主体多元化,适当引入企业、学术机构、文化组织、当地居民和国际合作伙伴的观察与经验。多元主体并不天然保证可信度,但有助于增加信息来源,拓展对话渠道,并为不同受众提供相互参照的认知依据。 结语 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传播研究,为高关注地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值得检验的理论命题: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表达能力,也取决于制度实践的可理解性、可验证性及其与外部认知环境的适配程度。 西藏、新疆与海南的传播实践不能简单复制同一套方案,但可以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外部受众从接收信息走向理解事实,从观察表述走向核验实践。真正具有持续性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提高国际可见度,更要使世界能够依据充分的信息理解它、判断它,并在开放交流中修正既有认识。 毕研韬为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唐玥宸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致...
2026-10-03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2026-06-10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2025-11-21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policy signals and dispersed narratives, the European...
2026-05-23我们长期生活在被筛选的信息环境中,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没有看到什么。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6日 我们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新闻、国际事件、公共人物的言论,甚至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不是通过系统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或阅读研究报告获得,而是在刷视频、看热搜、读公众号和朋友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印象。 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比过去获得了更多信息。 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就一定越接近事实吗?未必。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我们看到了多少错误信息,而是我们可能长期不知道自己没有看到什么。 一、最严重的信息问题,不一定是假消息 讨论社交媒体的信息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假新闻、谣言、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风险更加隐蔽:信息本身可能是真的,但我们看到的信息并不完整。 设想一个社会中存在关于某个议题的十种主要观点,而一个用户长期只能接触其中三四种。这个用户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都有来源、有证据,甚至没有任何一条是所谓的“假新闻”。 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由部分真实信息构成的整体图景,可能与真实社会的完整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可以称为信息分布失真。...
2026-09-16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
2025-07-17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2026-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