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旅游市场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发布的《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GMTI）估算，2022 年约有 1.1 亿穆斯林游客（恢复到 2019 年水平的约 68%），部分预测认为 2023 年可能达到 1.4 亿人次，并有研究预计到...
文章推介
毕研韬：中国亟需公民社会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把国际传播视为信息压制：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5日 在一些讨论中，国际传播被简化为“压制对手声音”或“削弱他者表达”。这种看法在传播实践中并非完全不存在，但若将其上升为对国际传播本质的定义，便会产生明显的认知偏移，进而影响策略判断与行动方式。 一、概念层面的错位：传播与压制并非同一逻辑 国际传播主要研究跨越国境的意义流动，其核心机制涉及信息生产、框架建构与解释权竞争。从学理上看，它更像一个“多中心意义系统”，而非单一主体控制信息输出的结构。 “压制”则属于另一类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限制信息流动来降低对方的可见性。严格来说，这属于安全、冲突或极端政治环境中的信息对抗行为，而非国际传播的常规内涵。 将两者等同起来，本质上是把“解释竞争”误读为“表达消除”，从而在概念层面完成了一次不对称的替换。 二、认知结构的偏移：从竞争模型滑向零和模型 当国际传播被理解为信息压制时，认知模型从“竞争性共存”转向了“零和对抗”。 在竞争模型中，不同主体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框架与符号体系争夺意义空间，彼此可以同时存在。而在零和模型中，一方的表达被默认为对另一方的消解性威胁。 这种转换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忽视受众的自主解释能力，将受众视为被动接受者，而非意义的再生产者；二是使传播策略过度军事化，倾向于以防御或压制性手段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 三、行动逻辑的偏差：从长期建设转向短期对抗...
致全球和平学者的倡议：参与冲突调解，共创和平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开篇宣告：“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和平不仅是政治、安全和外交领域的重大议题，也是思想、认知、文化和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地区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不同社会之间的认知隔阂不断扩大，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社会认知与地缘竞争，全球和平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和平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自身边界：和平学者不仅担当和平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鉴于此，我谨向全球和平学者发出以下倡议： 一、加强和平理念交流，凝聚跨文明和平共识 和平首先建立在人类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建议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和平学者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持续深入的思想对话，探索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和平理念，为减少误解、降低敌意、促进信任提供知识基础。 二、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将和平研究转化为现实行动 和平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冲突与战争，更在于探索如何减少冲突、避免战争、促进和解。 建议和平学者主动关注并参与现实中的国际冲突调解进程，与有关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冲突相关方开展建设性交流。 通过参与冲突调解实践，总结经验、分析机制、评估效果，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推动和平研究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创新，推动建立“行动型和平学”范式。...
日本：中国的国际传播已发生重大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8日 日本政府、防务部门和主要智库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判断已经改变变化，开始把中国国际传播视为影响他国认知、社会和政策环境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看成“塑造环境”的能力 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把信息战定义为：在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虚假信息和战略性信息发布影响他国舆论和决策，并据此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该文件认为中国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信息环境。 二、日本认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争夺国际议题的解释权 日本防卫研究所把中国对外宣传目标概括为三个：提升中国形象和政策支持度；反驳对中国不利的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他国社会和政治。其分析还特别强调中国通过官方媒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叙事”。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改变国际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一旦议题定义、因果解释和责任归属发生变化，传播便会进入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和认知竞争。 三、日本把中国国际传播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认知战与战略传播”作为防卫能力转型的重要议题。2026年防卫白皮书提出，到2027年，日本形成能够应对信息战的能力，并建设信息自动搜集、分析以及战略发布机制。 日本防卫研究所明确提出，日本需要提高针对中国认知行动的防御和反制能力，而且不能仅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还需要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 这表明，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国际传播已经与军事、网络、情报等传统安全领域发生连接。传播不再只是“软”的问题，而被视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
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