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政策环境变化带来挑战:跨境高净值个人全球收入申报制度实施后,2024年外资企业数据安全审查案例增长40%,但企业所得税率保持25%不变。 市场行为呈现战略调整:特斯拉推迟上海工厂扩建,辉瑞关闭苏州研发中心,而德国巴斯夫湛江基地、奥迪长春新能源工厂等百亿级项目如期推进。 这种矛盾印证了德国商会调查结论:仅12%的在华欧企计划全面撤离,多数企业采取“中国+1”的产能备份策略。 四、地缘政治驱动与技术反制形成对冲 西方“去风险”战略呈现两极化特征。 美国通过《芯片法案》投入520亿美元补贴,要求受助企业削减在华投资;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2030年对华稀土依赖度降至50%以下的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正通过技术升级与制度开放应对挑战。半导体产业的进口替代率从2020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35%,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较2017年缩减71%。 这种反制在民用领域尤为明显:最新拆解报告显示iPhone 15的中国零部件占比仍达47%,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市场份额突破65%。 五、结论:调整加速但非系统性撤离 综合分析表明,中国经济放缓强化了西方供应链重组意愿,但未改变基本投资逻辑。世界银行指出,尽管面临挑战,中国仍是跨国公司关键战略市场。...
2025-08-17认知战的目标不只是“让对方相信什么”,还包括“让对方怀疑什么”,进而削弱对方社会形成共同判断的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0日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亚洲项目近日发表文章《中国对台“认知战”行动手册》(Inside China’s Cognitive Warfare Playbook Against Taiwan),作者Bram Wells。文章从灰色地带竞争、社会裂缝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角度,分析其所称的北京对台认知战新变化。 一、从传统信息战走向“灰色地带”认知战...
2026-08-20文/陆问渊 近日,《人民日报》发文倡议在社会生活中重新使用“同志”这一称谓,理由是它代表平等、团结与革命精神。这一倡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起波澜。对熟悉中国语言政治演化轨迹的人来说,这种提法不仅显得突兀,更暴露出主流媒体在政治认知上的浅薄与社会观察上的麻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提倡并不代表国家意志,也不是党政文件所明确的指导方向。它更像是媒体出于“仪式性语言回潮”冲动而展开的主观想象。将“同志”这一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印记的词汇,强行复归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称呼,实质上是一种话语上的政治幼稚病。 “同志”不是中性称谓,而是制度语言的产物 “同志”一词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汇,是因为它嵌入了特定的历史结构和意识形态框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不仅表达“志同道合”,更是政治归属、阶级身份与组织关系的象征。在那个时代,所有个体都是“大我”之中的一环,称呼“同志”,是对这种集体归属感的确认。 然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社会结构多元、个体意识觉醒的国家。社会称谓系统早已不再依赖“同志”这种单一模式,而是根据情境、关系、身份等灵活切换。譬如“老师”“老板”“先生”“兄弟”“哥”“姐”这些称谓,正是现实人际关系的自然产物。它们体现的是情感温度、身份象征、互动意愿,而不是一刀切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同志”从党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称谓,推向社会日常交往,并设想其可以统一、替代其他称呼,实质上是语言与社会脱节的表现。它既忽视了语言的演化规律,也轻视了人民对自我表达方式的选择权。 媒体不该用语言复古掩盖思维贫困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同志”这个词本身,而是这种倡议所暴露出的媒体认知结构的单一与政治判断的不成熟。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媒体本应反映现实、尊重常识、引导建设性共识,而不是试图用一种过时的政治情感符号,来复刻早已失效的话语秩序。 “同志”曾经代表平等与集体主义,但也代表等级制度、组织控制与个人身份的消解。今天倡导回归这一称谓,不是在推动平等,而是回避对现代身份逻辑与社交文化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语言复古,并不高明,恰恰暴露出媒体在思想资源上的匮乏与僵化:他们无法提出真正回应当代问题的叙事,只能从过去抽取象征,试图制造一种怀旧式的政治安慰。 更关键的是,媒体并非立法机关,无权规定人民该如何称呼彼此。语言是活的,它属于人民,而不是舆论工程的结果。 让语言顺应时代,而非逆流而上...
2025-07-13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2025-07-28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2026-10-05美欧转向警惕“真实信息的操纵”:事实可以被选择、重组与放大,最终让受众在全部真实的碎片中形成偏离完整现实的认知。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11日 过去讨论国际信息操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近几年,美欧相关机构关注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信息本身并非虚假,甚至来自真实事件,却可能通过选择、组合、脱离语境、情绪化包装以及算法放大,最终产生明显的误导性传播效果。 一、从“假信息”到“信息操纵”:欧盟关注点正在变化 欧盟近年来逐步使用“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这一概念,替代单纯的“虚假信息”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认为,信息操纵并不只包括制造虚假内容,也包括对事实、信息传播网络和受众认知过程进行有组织的干预。 202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EEAS)发布首份FIMI威胁报告,此后持续进行年度跟踪。2024年的第二份报告分析了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间的750起FIMI事件。2025年的第三份报告则进一步把研究对象从具体内容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账号、网站和跨平台传播网络。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欧盟开始强调“传播方式”本身。 EEAS在2025年报告中指出,很多信息操纵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单一平台,而是在多个平台同时展开,内容由不同账号交叉发布,再根据目标受众选择不同的平台。报告记录的案例中,至少349起使用了“内容本地化”技术,即通过当地语言、文化、事件和社会议题重新组织信息,以提高内容的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欧盟还特别关注利用现实社会中的热点议题。EEAS曾指出,相关行动往往借助已经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再加入具有情绪色彩的内容,使信息更容易传播。例如,欧洲方面曾将德国农民抗议等社会事件列入FIMI观察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未必需要制造一个完全虚假的事件。一个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加上特定的事实选择、解释框架和情绪表达,同样可能形成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传播效果。 二、美国也在研究:事实与叙事并不是一回事...
2026-09-11当外国媒体、数字平台和跨境信息流动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背后不仅是风险防范,还涉及地缘政治竞争、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制定权。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24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信息流动、外国媒体活动、数字平台、叙事竞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乃至国际文化交流,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这一变化可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国际传播安全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具有安全威胁,而是指国家或其他政治行为体将特定传播活动界定为安全问题,并据此推动相应的政策调整与治理措施。理解这一现象,不能停留在认知影响或信息操纵层面,还需要考察其背后的战略利益。 一、维护政治秩序与政权安全 国际传播具有跨境性,外部信息可以绕过传统传播渠道,进入一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并参与有关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秩序的讨论。 当政府认为外部传播活动可能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制度运行或执政合法性时,就可能将相关活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这种做法旨在降低外部行为体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 不过,维护政治秩序与维护政权安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可能涉及社会稳定、公共秩序及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后者则更直接地涉及执政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延续。分析具体案例时,需要辨别两者的关系,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 二、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 国际传播不仅涉及信息内容,还依赖数字平台、通信网络、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控制权、运行规则及供应链结构,都可能影响国家的信息安全与战略自主。...
2026-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