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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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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博弈2.0:“规则叙事”是关键

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文章推介

亚洲

如台海开战,两岸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美国AI的研判

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出现一个隐形的战争——国际舆论战,届时,北京和台北谁能打赢国际舆论战。以下是ChatGPT的研判,本人基本认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2日 现代战争已经不只是武器装备的竞争,也是信息、叙事和认知的竞争。 俄乌冲突表明,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冲突、如何判断责任、如何形成政策支持,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两岸谁可能赢得国际舆论竞争? 一、战争初期,谁定义事件,谁就可能占据传播优势 战争发生后,国际社会首先面对的不是完整事实,而是各种解释框架。 人们会追问:冲突是谁造成的?冲突性质是什么?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谁? 这些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叙事战。 现代传播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信息,而是在已有认知框架中理解信息。 因此,战争初期最重要的竞争之一,就是争夺事件解释权。...

亚洲

后达赖时代:大宝法王能否成为全球藏传佛教的核心领袖?

导语:在达赖喇嘛年事渐高的背景下,全球藏传佛教正面临权威结构的关键转折:是延续单一核心,还是走向多中心格局,而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正处于这一问题的交汇点。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后达赖时代”正逐步从抽象议题转化为现实关切。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全球藏传佛教是否仍会围绕单一权威运作,抑或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的角色,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统一权威的现实基础:当代结构的起点 在当代藏传佛教与流亡藏人社会中,达赖喇嘛具有高度集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性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宗教层面,也在整体方向与对外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这一核心,西藏流亡政府及其行政体系承担日常治理与事务执行职能,形成一种以精神权威为中心、行政结构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这一意义上,“统一领袖”并非纯粹理论设想,而是在特定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讨论未来时,“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人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性约束:权威能否被复制 尽管现实中存在统一权威,但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仍有待审慎评估。 首先,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宗教传承、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权威,未必能够通过单一机制加以延续。 其次,藏传佛教内部长期存在多传承并行的结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与萨迦派各自拥有稳定的教义体系与组织网络。这种结构既提供了多元活力,也意味着权威整合需要跨越既有边界,其路径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部分重要转世体系内部仍存在不同认定的情况。尽管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但其制度性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共识的形成。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有待观察。...

亚洲传播学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传播学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传播学

传播劫持:一种“黑色战略传播”

当别人借你的话、用你的符号、使用你的传播资源来传播与你相反的意义,你的传播就可能已被“劫持”。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在传统传播环境中,一个组织使用什么渠道、发布什么信息、建构什么意象,通常由传播者控制。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控制正在变得脆弱。一个精心设计的传播活动,可能被他人借用;一个已经形成影响力的话题标签,可能被转向;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或人物,也可能被冒用。 2026年,一项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传播劫持”(communication hijacking),并将其视为一种“黑色战略传播”(Dark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现象。 一、什么是“传播劫持”?...

亚洲传播学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