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现在出现的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正在超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伊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美国制裁伊朗,本来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当美国进一步要求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承担美国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美国是否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而是:美国是否有权决定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中美经济博弈2.0的重要特征,它所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双边经济规则,而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解释权和制定权。 美国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如果某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受到美国制裁,与其开展特定经济活动就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中国的立场则是:美国国内法不应自动成为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正常经济活动的国际规则;中伊正常贸易关系的合法性,应当依据国际法以及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规则进行判断。 1.0讨论的是中美之间应该怎样竞争,2.0需要回答:国际社会应该依据什么规则开展经济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程度变化,而是博弈层级的升格。 三、2.0真正争夺的,是国际规则的形成能力 国际规则竞争并不只是写出一套规则文本。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够让自己的规则主张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进一步进入政府决策、企业合规、金融体系和国际机构的实际运行。 美国的优势正在这里体现出来。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还拥有美元体系、全球金融网络、重要资本市场以及庞大的跨国企业体系。因此,美国国内形成的制裁规则,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向其他国家扩散。 这意味着,美国不必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正式宣布接受美国的规则。只要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不遵守美国规则会产生巨大风险”,美国规则就可能通过合规机制进入国际经济活动。...
2026-08-26文/毕研韬 年末时分,中国各地的圣诞节氛围呈现出鲜明差异。有些城市,圣诞树耸立,彩灯闪烁,商场橱窗布置华丽,人们手捧热饮、拍照留念,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温馨与热闹。另一些城市则平静如常,咖啡店和商场几乎没有特别布置,甚至看不到节日的踪迹。有人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城市“开放度”与“现代化”,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也容易引发误解。 一、圣诞节的世俗转身:从宗教符号到生活情趣 对部分中国人而言,圣诞节早已脱离宗教范畴,成为一个世俗化节日。大多数人参与节日活动,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享受温馨、浪漫与社交氛围。街头的彩灯、商场的圣诞橱窗、可人的咖啡香和热巧克力的甜味,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节日的热度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而非价值判断。因此,将节日氛围差异直接等同于开放或保守,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 二、商业推动:节日氛围背后的经济逻辑 节日氛围的浓淡,与城市商业生态紧密相关。在经济发达、商业活力旺盛的城市,商家会精心营造节日消费场景:橱窗装饰闪烁、节日商品丰富、主题餐饮和文化活动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尽情享受。相反,在商业生态相对简单的城市,类似的节日推广有限,圣诞节氛围自然显得淡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经济和市场规律,而非城市文化态度。 三、治理考量:秩序维护与文化包容的平衡 城市治理方式也直接影响节日呈现。治理经验丰富、社会结构多元的城市,通常能在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前提下,包容更浓郁的节日气氛,甚至借此促进商业文化交流。治理压力较大或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则可能采取更审慎的策略以维持城市的安宁。这种差异体现的是管理逻辑和经验积累,而非保守或封闭的价值取向。 四、公众构成:社会心态影响节日感知 公众的国际视野、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节日氛围。年轻人居多、中产阶层规模较大的城市,民众更乐于参与外来节庆活动:在街头广场拍照打卡、与朋友共享节日美食,甚至自发组织小型聚会。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国际接触有限的地区,节日活动难以形成广泛共鸣。公众结构的差异,正是节日氛围差异的一个重要源头。 结论:差异是一面镜子,映照城市多元生态 圣诞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城市在商业活力、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及公众心理上的多元生态。理解这种差异,应避免简单贴上“开放/保守”的标签,而是关注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管理逻辑。随着城市发展、治理经验积累与文化互鉴深化,各地对类似节庆的处理或将更趋理性与成熟。
2026-01-05文/唐摩崖 一、“国际调解院”将落地香港 2025年5月,由中国推动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将在香港正式成立。这将是全球首个专门处理跨国争端的国际调解机构,一个非诉讼、非强制、基于共识的解决机制。 在当前国际规则碎片化、对抗性法律机制频繁失灵的背景下,这一新平台的成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议。 二、谁支持?为何支持? 1. 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表示欢迎 来自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60多个国家已经加入调解院筹建。他们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2025-05-242026年10月,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54岁副教授、硕导白保国不幸离世,网传其因长期遭受不公考核与畸形学术压力而投湖自尽。 作者:石敢当 | 发表时间:2026年11月5日 伴随事件发酵,其网传绝笔信曝光,指控学校治理乱象、考核双标与学术造假潜规则。目前校方、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委巡视组均已介入核查,但这起以生命抗争的悲剧撕开了当下高校“破五唯流于口号”的真相。 以下文字版“绝笔信”提取自微信公众号《甄选双一流》中的图片,《无界传播》未做任何改动。 各位同仁、我亲爱的亲人、朋友、同学们,永别了! 延安大学有“皇帝新衣”:“1、延安大学现行聘期考核制度对教授设置了横向科研经费到账额度、论文发表数量硬性指标。在实际执行中,绝大部分教师为完成上述考核指标,自筹资金,通过合作公司转账至学校,再由学校财务渠道将资金回流至本人,配套不实账务材料完成横向经费任务;2、延安大学规定“所有教授每个聘期必须完成几篇论文的发表”,绝大多数教师自行出资付费发表论文,以此满足论文考核要求的情况。”这“皇帝新衣”延安大学人人必穿!我系延安大学鲁艺学院一线教学钢琴教授,承担艺术类教学表演岗位工作,岗位职责为课堂教学、舞台展演、艺术人才培养。始终拒绝穿戴“延安大学皇帝新衣”! 此前在学校一次关于教师迟到问题处置的会议上,本人提出意见:校内大量存在长期吃空饷人员,历年考核均评定合格;涉事教师仅迟到数分钟,处置尺度过重。该意见提出后,本人与学校相关管理人员产生分歧。 2025年9月,学校人事处告知本人,因两个聘期没有穿戴“延安大学皇帝新衣”,未完成考核任务,两个聘期考核结果不合格,拟对本人降级、转聘处理。学校经研究,将我与另一名吃空饷人员确定为考核不合格人员,向本人下达限期整改要求,整改实质要求即是完成前述横向经费、论文指标。明确要求本人穿上“延安大学皇帝新衣”,否则降级、转岗!整改期间,延安大学多次对我作出不在岗考勤通报,干扰正常教学工作;我提交听课学生出具的在岗授课证明后,相关核查回复称记录错误、或者是核查人员走错教室,未纠正相关不实考勤记录。 本人要在心爱的教育岗位上正常工作,就必须穿上“延安大学皇帝的新衣”!按照学校当前考核执行的现实做法,如果想要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履职,就必须通过前述虚假横向项目、自费刊发论文的方式完成指标,该行为属于学术和科研弄虚作假,本人不愿参与;但如不完成该类指标,将面临降级、转聘处理。本人希望能够按照艺术类教学表演岗位本身的职责定位,以教学、艺术展演、人才培养实绩作为考核依据,公平参与聘期考核,正常开展教学工作。本人曾尝试反映相关问题,但缺少实证。按照整改要求出资15万元办理横向项目经费、出资5万元用于论文发表,通过参与该流程留存证据。但本人知晓该操作本身属于违规弄虚作假,内心十分矛盾。我不能原谅自己!我不穿“延安大学皇帝新衣”又无法正常工作!我该怎么办?出资15万、5万去操作虚假横向资金循环、付费买论文,本身违反《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师德师风规定;一旦操作,本人会构成学术不端、套取或虚假申报科研经费,轻则师德处分、撤销职称,重则追责,哪怕目的是取证,这个行为本身是违规违法的,来源是本人主动实施违规行为形成,纪检、教育部门一般不会采信,反而直接先处理本人的违规行为;我该怎么办?我向党和国家发问:“苍天啊,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救救我!”没有回应。同仁同事们都已经穿上“延安大学皇帝新衣”,我向党和国家反应却没有证据!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只能按照延安大学的安排:交15万元完成横向项目资金引进!我出资5万元发表论文!完成整改内容!取得“延安大学皇帝新衣”的证据!我只能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揭露“延安大学皇帝的新衣”!如下: 一、延安大学存在大量在编人员长期不在岗、不履行岗位职责,属于吃空饷违纪行为,学校相关部门审核把关放水,违规评定年度考核合格,人事、财政资金监管失职。根据中组部、人社部《防治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长效机制指导意见》规定,在编人员长期不到岗、不履行岗位职责,持续领取财政拨付工资、绩效待遇,属于典型吃空饷违纪行为,依规应当追缴违规领取财政资金、作出相应处理。现有部分在编人员长期脱离岗位,不承担教学、科研、管理等任何岗位职责,考勤长期缺岗,不完成岗位工作任务,但学校人事、院系、考核工作组在考勤审核、年度考核等次评定、工资绩效发放环节未依规把关,仍然将该类人员评定为年度考核合格。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相关规则,工作人员不能正常到岗履职、未完成岗位职责的,不符合考核合格的评定条件。相关管理人员明知上述人员长期脱岗,仍然审核通过合格等次,属于人事管理失职、考核审核把关不严、财政资金监管失责;如存在刻意包庇情形,相关分管领导、院系负责人、人事经办人员应当承担失职渎职的纪法责任。...
2026-11-05国际传播为什么投入不断增加,传播声量持续扩大,却未必能够有效改善外部认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制度如何影响外部认知、信任与行为关注不足。 作者:沈砚秋 |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国际传播不仅是讲述一个国家的故事,还要让外部世界理解这个国家如何运行、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履行承诺,以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对中国而言,国际传播要实现从声量增长到影响力提升的转变,需要突破传统的内容中心思维,将制度本身纳入传播理论的核心。 制度传播,正是值得深入探索的一个实践路径。 一、为什么需要制度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实践较为重视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平台拓展和话语创新。这些工作不可或缺,但它们主要解决的是信息如何生产、如何抵达受众的问题,尚不能充分解释传播如何转化为信任、合作与长期影响力。 现实中的国际认知并非单纯由信息决定。外部受众判断一个国家,既会听其如何介绍自己,也会观察其制度如何运行、政策是否稳定、承诺能否兑现、规则是否透明,以及相关行为是否符合其预期。 例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宣传材料介绍其营商环境,但外国企业的最终判断往往还取决于市场准入是否清晰、政策执行是否稳定、合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争议是否存在可预期的解决机制。前者是关于营商环境的信息,后者则是营商环境通过制度运行向外界传递的信号。两者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 如果传播内容与实际制度运行一致,制度实践就能为传播提供持续的证据;如果二者存在明显落差,传播投入越大,外部受众反而可能越关注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国际传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过于重视如何表达,而相对忽视了什么样的制度实践能够形成可信的传播信号?...
2026-10-12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2025-04-19文/毕研韬 近年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持续推进,一种看似直观却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在国内外舆论场中反复出现——北京试图以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这一判断表面上逻辑顺畅,实则经不起制度、政策与结构层面的检验。它是一种被不断复制的认知产物,而非一个真实存在的政策命题。 一、“取代论”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 (一)国内语境:时间并置引发的因果错置 在中国,“海南自贸港取代香港”的判断,更多源于一种直觉化的时间逻辑。一方面,香港在近年经历了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级开放战略被高规格、系统性推进。两者在时间上的高度并行,极易诱发一种朴素推断:当一个既有开放节点面临不确定性时,国家是否会另起一个新节点以“接替”其功能? 这种推断并不依赖意识形态,也并非刻意对抗,而是一种典型的“并行即因果”误判。在此基础上,部分情绪化、象征性的表达随之出现,“取代”逐渐成为一种简化表述,用以指代国家“未雨绸缪”“降低风险”的想象性安排。 传播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放大作用。相比“多节点开放”“功能分工”“制度差异”等专业表述,“取代论”具备更强的冲突性与可讨论性,更容易在舆论场中循环出现,最终固化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常识。 (二)国际语境:战略预设与叙事投射 在国际舆论中,“取代论”的生成逻辑明显不同,其核心并非时间直觉,而是解释范式。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部分国际观察者习惯于将中国的重大制度创新置于一种“战略替代”框架中加以理解:旧有接口是否变得不稳定?国家是否在为最坏情形准备备选方案? 在这一预设下,香港被视为一个高度国际化但政治与制度环境“复杂化”的节点,而海南则被投射为一个由中央主导、可控性更强的新平台。由此,“取代”并非来自政策文本,而是成为一种“合乎叙事逻辑”的推演结果。 更进一步,一些国际话语还将“取代论”用作分化北京与香港关系的楔子叙事:通过反复暗示“地位转移”“战略冷落”,将国家整体布局重构为中心-地方的零和博弈。这种说法并不关心制度细节,其目的在于制造心理距离与信任裂痕。 二、为何“取代”并不存在于真实政策之中...
2025-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