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
“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为何全球爆红？
当“成为中国人”成为全球爆红，其背后的动力逻辑究竟是什么？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Becoming Chinese”在TikTok、Instagram Reels等国际平台上成为高频标签。大量创作者通过短视频展示“更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喝热水、练八段锦、调整作息、采用中式饮食结构，甚至以半调侃方式表达“我正在变成中国人”。 这一现象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转变，而是一种围绕日常实践展开的文化体验表达。在呈现方式上，它高度依赖短视频的视觉叙事。复杂的文化背景被压缩为可复制的动作与生活片段，使参与门槛显著降低。 内涵特征：符号化、去政治化与参与式表达 第一，符号化表达。内容多集中在可见、可模仿、低技术门槛的元素，例如气功动作、茶饮制作、作息安排等。文化被转译为可传播的“生活符号”。 第二，去政治化呈现。相关内容极少涉及制度与意识形态议题，而以健康、节奏、家庭感和秩序感为核心。中国在这里呈现为生活方式资源，而非地缘政治主体。 第三，参与式共创。标签具有开放结构，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再创作加入话题。算法强化了“模仿—变体—再扩散”的循环，使其迅速形成内容集群。 平台逻辑：算法放大的传播机制 TikTok等平台以兴趣推荐为核心机制，当某一内容形式获得初始流量后，系统会推送相似视频，从而形成链式扩散。#BecomingChinese具备视觉统一性与模板化叙事，天然适合算法传播。 公开市场报告长期显示，TikTok活跃用户中18—34岁人群占比超过60%。因此，传播主力明显偏向年轻群体。这种代际结构影响了内容风格与表达方式，使其更具青年亚文化特征。 全球语境：健康焦虑与慢节奏需求 疫情后，西方社会对身心健康与生活节奏的关注显著增强。八段锦、太极等低强度运动通常处于3—4 METs的能量消耗区间，安全性较高，适合日常坚持。东方养生理念在此被理解为“温和而可持续的身体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元素被嵌入全球健康叙事之中。它不再主要依赖宏大叙事，而通过具体生活方式获得认同。 认同结构：数字时代的象征性归属 Z世代普遍习惯以标签化方式进行身份实验，例如尝试不同文化风格或生活模式。“Becoming Chinese”在这一结构中是一种象征性参与。它不要求法律身份转变，而强调情绪认同与体验共享。 这种“轻量级文化认同”是数字时代常见现象。文化被当作可进入、可体验的资源，而非必须承担的长期身份结构。 传播意义：国家形象的日常化重构 这一现象反映出国家形象生成机制的变化。过去以政策与制度为核心的对外叙事，正在被日常生活场景所补充甚至替代。国家形象在平台时代更多通过用户共创形成。...
文章推介
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中国严查电动自行车，引发舆论强烈反弹
中国从严整治电动车招致民众强烈抵触，让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 陆明川 供稿 2026年5月18日发布 近年来，中国各地持续严查电动自行车，从整顿违规改装、清理楼道充电，到淘汰非标车辆、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力度明显升级。政策初衷在于降低交通与消防风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标准争议、执法过严、民生适配不足等问题，引发社会舆论持续讨论和强烈抵触。 电动自行车并非普通消费品，而是亿万普通家庭最基础、最现实的出行工具。如何在公共安全与民生便利之间取得平衡，正在成为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何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违规改装、电池起火、飞线充电、超速行驶等问题频繁出现。尤其是在居民楼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多起火灾事故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监管部门因此不断强化治理，并推动技术标准升级。 从治理逻辑看，加强管理具有现实基础，但问题在于，部分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倾向。一些城市采取集中禁停、限行、强制淘汰等方式，加之执法尺度偏严，导致部分民众开始产生明显抵触情绪。 二、重量与标准争议：安全逻辑与使用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众多争议中，关于电动自行车重量、续航与车辆规格的讨论尤为突出。 部分消费者认为，过于严格的限重要求，会影响车辆稳定性、续航能力和日常实用性。尤其对于需要接送孩子、短途采购、频繁通勤的人群而言，车辆过轻、储物能力不足，可能降低实际使用体验。...
“攻击美国本土”：中国网络空间中的一种战争想象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围绕台海、南海以及未来中美冲突可能性的讨论在中国网络空间持续升温。其中，一种较为强硬的观点逐渐引起关注：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就应当攻击美国本土；只有让美国真正感受到“疼痛”，打破其“本土远离战争”的神话，才能迫使其改变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9日 这并非中国政府的战略主张，也不是网络主流民意，而是一种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社会化战争想象。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一建议是否可行，而是其背后的认知逻辑：为什么这种战争想象能够形成？它依赖怎样的国际经验？又如何影响公众对大国竞争和安全问题的理解？ 从战略传播视角看，战争不仅发生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认知世界；物理世界的战争往往起源于虚拟世界。人们如何理解战争经验，如何解释冲突原因，如何预判对手行为，都会影响社会对未来风险的认知。 一、“让美国感到疼痛”：不只是威慑叙事 “攻击美国本土才能让美国感到疼痛”的核心，是一种成本-收益逻辑。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行为主要取决于利益计算。如果战争成本主要由他国承担，而自身远离战场，那么决策者就可能更容易采取强硬行动。因此，改变对手行为的关键，是让对手承担足够高的成本。 近年来，一些国际冲突经验强化了部分网民的这种理解。 俄乌战争成为重要参照。一些中国网络讨论认为，美国能够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本土没有直接承受战争影响。因此，有观点认为，如果未来大国冲突发生，必须改变“美国远离战场”的状态，否则美国不会真正感受到战争代价。 2026年美国与伊朗战争也成为部分网民讨论的新案例。一些自媒体人认为，美国长期依靠远程军事能力在海外实施行动，而美国本土较少受到直接冲击，因此美国社会对战争成本的感知有限。由此，他们进一步推导出：只有让美国本土面临风险，才能改变美国决策。 这种推理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战争叙事：...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A New Window into China
By Bi Yantao On March 7,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