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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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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 对华定位调整,台湾成焦点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在战略优先级排序中,中国被放在与军事威胁、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同一等级,意味着美国对华竞争已发展为涵盖地缘政治、军事、经济、产业、技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对抗。 这种定位比过去更多依靠意识形态、价值观定义对手的方式更现实、也更“结构性”——中国不再仅仅因为制度不同被视为“价值敌手”,而是因为其实力、产业扩散能力、供应链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 (二)“价值对立”色彩大幅弱化 ,“利益+现实”成为主调 报告整体放弃了“民主、人权、自由价值传播”这一行为动机。新版NSS明确表示,不会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制度输出与价值强加。 智库评论认为,这份战略显示,美国外交政策将以国家实力和繁荣为优先,而非价值观念。换言之,“民主议程已告一段落”。 (三)对台湾议题的前置与综合战略耦合 台湾在新战略中被提及8次,且不再作为单独“民主倡导”标的,而是与军事威慑、供应链安全、半导体产业、印太地缘战略连为一体。具体体现: 报告明确称“防止台海冲突,最好通过保持压倒性军事优势”。这是官方首次将“遏制台海冲突”明确列入国家战略优先事项。 与台湾相关的不仅是安全与防务,还包括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报告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认为这关系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与产业安全。 报告同时重申,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这延续了过去的声明性政策。但与过去主要聚焦“外交声明”不同,今次更强调军事威慑与防务合作。 总体来看,台湾议题已被整合进美国更大的战略结构: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供应链、科技与地缘布局中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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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传播学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亚洲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考试发生重大失误

当隐瞒成本高于披露成本,信息披露不再只是道德姿态,而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文/唐摩崖 一、一次由技术失误引发的制度性关注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在2026年艺术类本科校考中出现成绩录入错误,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校方通报,在专业笔试中,约50名考生成绩被误录,但相关数据已完成更正,并同步启动问责程序。 从事实层面看,目前并无公开证据表明存在舞弊或制度性违规,但其影响并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迅速外溢至“考试公平”与“程序可信度”的讨论。这种外溢,反映的并非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而是其所触及的制度敏感区。 二、为何必须主动披露 相比失误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校方的应对方式——在成绩正式公示前主动对外披露。 这一决策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最小化选择。艺术类校考具有高度竞争性与可比性,考生之间往往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成绩与排名。一旦出现异常,极易在小范围内形成质疑,并迅速向外扩散。 同时,此次错误发生在三试阶段,已接近最终录取环节,任何数据偏差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信息一旦进入考生群体内部流通,就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如果继续延迟披露,事件一旦由外部曝光,其性质将从“技术性错误”转化为“隐瞒行为”,带来更高层级的问责风险。 因此,主动披露的核心作用,在于提前界定事件属性,将其限定在“可纠正的流程问题”之内,从而避免叙事失控。 三、“临界点”的出现:隐瞒不再是低成本选项 这一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一个正在形成的结构性变化:在高敏感领域,隐瞒往往比披露更危险。...

亚洲北美

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亚洲北美

兰德公司《稳定美中竞争关系》概要(中文版)

【编者按】兰德公司10月14日发表了题为《稳定中美竞争关系》(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以下是该报告关键内容的中文译文。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直接军事冲突、经济战和政治颠覆的风险,同时也可能破坏全球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议题上达成共识的潜力。因此,缓和这一竞争关系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键目标。 本报告作者提出,即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可能在若干特定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为总体稳定竞争关系以及三个具体议题——台湾、南海、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主要发现 若干广泛原则可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建议 六项总体性举措可帮助缓和美中竞争的紧张程度: 针对台湾、南海及科技竞争的具体策略

传播学

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携手重塑全球信息生态

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亚洲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

文/梅念安 在某国,现在养鸡的不买鸡,养鱼的不买鱼,养猪的不买猪肉,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自己吃的,要专门自己种、自己养,有害的都卖给别人。但没有人能生产所有的食品,结果人人都在吃不健康的食品。这就是“底层互害”的典型场景。 “底层互害”现象令人痛心,折射出诸多严峻问题,引发诸多长远危害。 底层从业者为求更高产量、更多收入,无奈选择使用违规手段。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未意识到这种行为最终会反噬自身及家人。 当这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严重破坏。人们对日常食品充满担忧,社会信任体系摇摇欲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会引发对监管部门乃至社会治理的质疑。民以食为天,让人民吃上放心食品的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