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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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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昨天说: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美国情报界:中国没干预

当地时间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中国曾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美国情报界此前发布的正式评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作者:毕研韬 发表:2026年7月17日 一、美国情报界: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干预2020年大选 2021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2020年联邦选举外国威胁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俄罗斯、伊朗等国曾试图影响美国选举,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采取了旨在改变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干预行动。 报告指出,北京虽然密切关注美国大选,并对不同候选人的政策进行评估,但总体采取了谨慎态度,更倾向于等待选举结果,而不是直接干预选举进程。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N参与的联合评估,也没有推翻这一结论。 换句话说,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公开发布的正式情报评估,并不支持“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这一说法。 二、特朗普为何再次提出这一说法? 事实上,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就2020年大选提出与官方调查不同的判断。 自2020年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外国势力影响了美国选举,并多次提及中国。然而,与俄罗斯曾实施网络影响行动不同,美国政府历次公开调查均未认定中国实施了针对2020年总统选举的系统性干预。 此次特朗普再次提出这一议题,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叙事,而不是美国官方调查结论的更新。 三、同一个事件,两套不同叙事 这一现象反映出美国政治传播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同一个事实,往往存在不同的叙事框架。 一方面,美国情报机构强调调查程序、证据标准和专业评估;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则根据自身政治议程和支持者诉求,对事件进行重新诠释。两种叙事有时相互印证,有时则明显分离。 近年来,“外国干预”“外国影响力”“虚假信息”“跨境镇压”等议题不断进入美国公共议程,涉华安全叙事持续强化。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关于中国的相关议题具有较高的政治传播价值,即使缺乏新的公开证据,也可能被反复提及,并持续影响公众认知。 四、国际传播应关注事实,更应关注叙事 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这一事件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谁对谁错,而是事实、情报评估与政治叙事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际舆论场并非单纯围绕事实展开,而是围绕事实的解释权展开竞争。政治人物、政府机构、媒体和智库,都在通过各自的叙事框架影响公众理解。同一事实,可以产生不同的政治意义;同一调查结果,也可能被不同政治力量赋予完全不同的解释。 特朗普此次关于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表态再次说明,在地缘政治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涉华议题不仅是外交议题,也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 未来,围绕中国的各种政治叙事仍将持续出现,而国际社会更需要区分政治表达、媒体报道与官方证据之间的差异,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

文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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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中美不再说同一种“经济语言”

特朗普政府已把对华关税提高到145%,但这场 “关税大战”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不少人会问:“关税战什么时候结束?谈不拢的两国,还能谈吗?僵局如何打破?” 或许我们该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他们还能听懂彼此的语言吗? 表面是关税,本质是两种制度的对撞 我们常以为关税是一个贸易手段,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如今的中美博弈,早已不只是关于经济利益的争执,而是两种“看世界的方式”发生冲突。 对美国来说,关税不只是“为了制造业”或“保护工人”,而是他们防守国家安全、国家认同的一种象征。 对中国来说,应对关税也不是纯粹被动,而是一个借“反脱钩”、倒逼自主的战略转型过程。 这场对抗,不是两个人在吵架,而是两个系统遭遇兼容障碍。 别太相信预测,旧剧本已经作废了 很多人喜欢做各种预测:僵持下去(45%);局部交易(25%);对抗升级(20%),诸如此类。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理性”,但它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中美还能像过去那样谈判、交换、达成协议。...

传播学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何以受困?如何破局?

文/毕研韬 在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全球传播秩序剧烈重塑的背景下,中国的地方国际传播角色已悄然转变——从过去的边缘执行者,跃升为制度叙事的前沿建构者。然而,角色的跃迁并未自动带来话语能力的同步提升。现实中,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多重困局。那么,地方当如何突围? 在近期关于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我形成了一个核心判断:地方国际传播之困,其根源并非单纯的话语技巧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它深陷于工具理性主导的路径依赖之中。 我认为,唯有实现从工具理性驱动向价值理性驱动的根本转向,地方传播才能完成实质性的蜕变。 一、何以受困:内外张力交织下的理性偏移 地方国际传播的首要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主导逻辑长期占据上风。传播常常被简化为达成特定目标(如政策宣介、项目推广)的技术手段,过分强调“输出多”、“覆盖广”,将声量、流量、点击量作为核心绩效指标。这种逻辑下,传播往往沦为政策包装的附属品,忽视了其本身是否具有意义的正当性与价值的普遍性,结果便是失去了制度说服力和情感穿透力。 其次,传播语言中普遍存在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话语结构呈现自我封闭性,严重脱离国际语境。在复杂敏感的全球舆论场中,这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表达,极易引发误读与反感,导致“越传播越对立,越努力越失焦”的悖论。这种现象,传播学上称之为“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 更深层的困境来自外部结构性张力的反作用。我国某些地方治理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建设),常被西方舆论强行纳入“地缘竞争”或“制度对抗”的解释框架,陷入一种“认知安全困境”:我们旨在发展的制度创新,在外界眼中被解读为政治扩张;我们出于防御目的的叙事,却被误判为进攻性信号。这造成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出现严重错位,使得传播不仅无效,甚至可能产生反噬效应。 这种内外夹击的结构性困境,揭示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之所以屡屡受困,根本在于其长期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运作,而严重缺乏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 这使得传播活动有时近乎一场自我感动却难以赢得外界信任的仪式。 二、如何破局: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要真正走出困境,我认为根本之道在于摆脱单一性的工具逻辑依赖。地方国际传播必须实现从以手段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向以意义、规则和制度正当性为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转向。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怎样做才更有效?”,而价值理性则追问“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是否具有文明意义?”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种转向意味着地方不应再仅仅追求声量的泡沫,而应致力于进入规则解释、制度呈现、价值沟通、共识构建的更高层次。 实现这一转向,首先要求地方传播脱离“讲政策”“讲成就”的浅层逻辑,转而讲清“制度为何成立”、“规则如何公正”、“发展路径为何合理”——即从简单叙述政绩转向阐释制度逻辑。其核心是从“自我表达”走向“文明对话”,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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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首脑9月峰会:不是和解,而是止损

中美关系正在迎来又一次高层互动窗口,但双方追求的不是结束竞争,而是避免竞争失控。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5日 如果此前的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和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加码竞争”,那么2026年9月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则更像是在竞争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双方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稳定边界。 从当前形势看,更现实的判断是:这不会是一场解决根本分歧的“和解峰会”,而更可能是一场降低冲突风险、稳定经济预期、争取战略空间的“止损峰会”。 一、为什么双方都需要一次峰会? 大国关系中的峰会外交,往往不是因为分歧消失,而是因为分歧已经影响到双方利益。 近年来,中美竞争不断向经贸、科技、产业链、安全等领域扩散。美国希望限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降低供应链风险;中国则希望维护发展空间,避免外部压力演变为全面脱钩。 但长期高强度竞争也产生了新的成本。对美国而言,关税政策增加了企业成本,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农业州和出口行业希望恢复稳定市场。尤其是在中期选举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需要向选民展示具体的经济成果。 对中国而言,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转型压力增加的情况下,稳定外贸环境、维护技术发展空间、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双方都有动力维持竞争,但都不希望竞争突破可控范围。这正是峰会产生的逻辑基础。 二、经贸议题可能成为最容易突破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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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担心“排华法案”卷土重来

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少数族群可能成为政治情绪传导的对象。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4日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华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特定族群和国籍为对象、系统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该法案不仅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也强化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性排斥。此后,美国又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影响华人家庭团聚、移民权利和社会融入。直到1943年,美国才正式废除排华法案,而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改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华人移民结构。 对今天的美国华人而言,排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它提醒人们,一个族群即使长期参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可能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政治情绪转向或社会危机而重新面对身份审视。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社会围绕中国相关议题的讨论明显增加。从科技竞争、投资审查,到科研合作和外国影响问题,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美国华人开始担忧:当国家关系紧张时,自己的族裔背景、文化联系甚至家庭来源,是否会成为额外的社会负担? 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重返19世纪末的排华时代,而更多体现了一种由历史经验塑造的身份不安全感。 一、排华历史留下的长期心理影响 19世纪后半叶,大量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参与铁路建设、农业开发和城市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竞争加剧和社会矛盾扩大,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将经济问题归因于华人移民,并推动排华政治。 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华人的社会处境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移民限制和家庭团聚障碍,许多华人长期处于家庭分离状态。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移民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例如部分华人利用身份记录缺失等历史条件,通过复杂方式证明亲属关系,以寻求进入美国的机会。这些现象本身也是排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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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Concerning Chinese-Language Accessibility on FIFA’s Official Website

May 13, 2026 Dear FIFA Communications Team, I hope this message 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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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琳案件:给海外华人的警示

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