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我国国际传播可大体分为“斗争型”和“沟通型”,专家也明显分为这两类。 “斗争型”主要针对涉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国际舆论竞争,包括舆情回应、立场表达、叙事竞争、地缘博弈等。这类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情境性,在特定议题和特定时期不可替代。 “沟通型”则着眼于理解外部社会,通过受众研究、跨文化传播、国际舆论分析和长期关系建设,减少误解,增进理解,形成稳定的交流与合作。 二者服务于不同的传播任务。对多数省份而言,日常国际传播更多属于沟通、交流和发展合作领域;对国际关注度较高、涉外议题较为敏感的地区,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沟通、回应与舆论斗争之间形成适当的专业配置。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舆论中的分歧并不会因为反复争辩而自然消失。对于新疆、西藏等地区,必要的回应和反制不可缺少,但更长期的工作还包括增加真实信息供给、改善国际沟通渠道、扩大国际社会对当地的直接了解。 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也存在于认知领域:一方为应对外部压力而采取的传播行动,也可能被另一方进一步理解为对抗性行动。 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提醒我们:在某些场景下,双方交流越多,彼此的分歧反而增大。中美关系可能是一面镜子。 涉及国家重大原则和核心利益的国际舆论斗争,应由中央统筹,地方主要做好信息提供、事实支撑、舆情监测和工作配合。地方国际传播则应根据自身任务确定重点,避免把特定领域的舆论斗争逻辑泛化为日常国际传播逻辑。 三、专业能力不能让位于“名气”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顾问,应首先看其是否真正懂国际传播,而不能只看头衔和名气。 国际传播是一项专业工作。专家应当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理论素养,同时了解国际政治、跨文化沟通和国际传播生态;既能够分析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一个地方,也能够判断不同传播方式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
2026-10-05Author: Bi Yantao Date: June 5,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methodological...
2026-06-05民调究竟是在测量民意,还是在塑造民意? 作者:毕研韬 | 发布时间:2026年11月3日 台北市长选举进入倒计时,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伯洋之间的竞争,成为台湾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媒体报道的民调结果竟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选情图景:有的显示沈伯洋大幅领先,有的则显示蒋万安保持优势。 究竟谁领先? 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相信任何一项民调。更值得关注的,是民调如何产生、如何发布,以及媒体如何使用民调。 一、相互矛盾的民调,究竟说明什么? 2026年11月1日至2日,几项民调结果引起关注。 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委托窩窩科技进行的调查显示,沈伯洋支持度为52.6%,蒋万安为35.3%,沈伯洋领先17.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ETtoday民调云公布的调查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52.0%,沈伯洋为40.7%,蒋万安领先11.3个百分点。 两项调查的结果不仅方向相反,而且领先幅度都不小。...
2026-11-03Whatever our jobs or social positions, most of us are struggling to...
2026-09-02建议人:毕研韬 摘要: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国际互联网接入成为国际舆论与市场观察的焦点之一。国际互联网接入的可及性、成本水平与制度稳定性,已被视为检验海南营商环境甚至制度开放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鉴于此,建议海南采纳“信息高速公路”理念,把国际互联网接入视为建设“海南信息高速公路”的关键举措、优化海南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为此,建议海南采取更加大胆的普惠性措施。 一、国际互联网接入是海南自贸港的“关键变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互联网接入已不再是单纯的通信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跨境贸易、数字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与国际协作的基础性制度条件。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大力推动建设高速、广泛的数字网络,使信息可以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一样快速流通,从而推动经济、教育、政府和社会服务的发展。 对于以“高水平开放”为目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信息跨境流动的效率与成本直接决定其在全球要素配置体系中的位置。封关运作后,国际社会与市场主体对海南自贸港的关注焦点,已从“是否封关”转向“是否真正便利”。在这一语境下,国际互联网接入的价格、可获得性与制度透明度(可信赖性),已成为外界衡量海南自贸港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制度探索已启动,但存在诸多问题 海南已通过海南国际数据综合服务中心(HIDCSC)等机构,为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提供有限度的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包括移动端Global Connect等方案。相关政策标志着重要的制度突破,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但从执行层面看,目前存在较多问题。 2025年12月18日《德国之声》就海南封关发表文章称,据包括台湾《风传媒》在内的媒体报道,“虽然海南已为岛内企业开放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但部分初创企业反映,目前仍存在‘费用高昂、流程复杂、访问受限’等问题,实际体验尚待优化”。[1]2025年12月30日,印度ChiniMandi(一家面向全球甘蔗糖行业的新闻与信息平台)发表专门文章报道海南国际互联网举措。文章指,海南的“互联网审查依然存在”“尚未实现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接入”。该文称,“分析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依然缺位”。[2]《亚洲技术快讯》同样认为,海南的互联网接入仍然高度受控,难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逻辑的根本性改变。[3] 具言之,海南的国际互联网接入存在如下问题: (一)接入对象具有明显选择性。目前政策主要面向在海南注册并运营的企业员工(国际观察者称之为“白名单制”),而外国游客、到海南出差的国际公司员工、外国自由职业者、科研与内容创作者尚未被纳入。 (二)审批周期较长。据香港《南华早报》[4]报道,海南的这项业务审批可能长达5个月,这在跨境数字业务中意味着显著的不确定性成本。...
2026-07-07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秘书处 供稿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近日完成换届,将致力于探索跨境生态合作、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近日,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顺利完成换届工作。经依法依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毕研韬当选为会长,史丽娜任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罗晓军任副会长,许枫任监事。 新一届理事会共9人,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史丽娜、冯荟洁、刘广斌、毕研韬、杜娜、张浩华、郑礼治、罗晓军、韩丽萍。 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业务主管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省内专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2000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启动文明生态村建设以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海南乡村的一张金名片。 面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机遇,促进会明确将“全球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新一届理事会表示,将围绕制度创新开展研究,探索与国际规则理念相衔接的发展路径,同时强化对外传播功能,讲好海南乡村的生态故事。 促进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组织境内外生态村建设经验交流与实地考察,探索跨区域、跨境生态合作项目,使文明生态村既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层载体,也成为展示海南生态文明理念与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2026-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