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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可以监督韩红,但不能替她做主

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慈善是社会责任,更是个人和组织的自由选择。韩红事件提醒我们:舆论可以监督,但不能替韩红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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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不会乱?王沪宁这样说

文/李沐阳 中国会不会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1994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分析: “恐怕我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要注意四大系统:军队,政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只要这四个系统不发生问题,中国就能稳定发展。”(第85页) 这是他个人的答案吗?是,也不是。所谓是,这是他个人的观点;所谓不是,这代表了当时部分中国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反映个人探索与外界塑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干部的重要性,王沪宁在199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家谈到了干部工资太低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管理是不能搞好的,社会的优秀人才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优秀的人才就不会往党和国家的管理中枢中流动,这样的核心管理从长远来说就会发生问题。这是战略问题。”(第87页) 这两段话,即使今天品读,对理解当今中国都有莫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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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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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调解院即将成立,谁支持?谁质疑?

文/唐摩崖 一、“国际调解院”将落地香港 2025年5月,由中国推动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将在香港正式成立。这将是全球首个专门处理跨国争端的国际调解机构,一个非诉讼、非强制、基于共识的解决机制。 在当前国际规则碎片化、对抗性法律机制频繁失灵的背景下,这一新平台的成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议。 二、谁支持?为何支持?  1. 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表示欢迎 来自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60多个国家已经加入调解院筹建。他们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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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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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就业第一

现阶段中国内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因此,就业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2. 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依然困扰着广大老百姓。同时,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教育问题成为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3. 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作为社会的脆弱群体,其生活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民生问题。医疗问题同样重要,而且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此处将养老问题暂列医疗前。 本文由文心大模型4.0生成,CWB编辑审核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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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税大战:不会终结,只会分化

文/毕研韬 自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贸易战迅速升温,美方对中国商品关税升至125%,中方反制关税高达84%。这是继2018年后,中美之间爆发的第二轮大规模关税对抗。但不同于第一次的“战术施压”,这一轮更像是战略定格:关税已成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嵌入中美博弈的深层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关于市场准入、产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关乎全球秩序、技术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系统竞争。双方都清楚,这不是可以通过一次“协议”解决的争端,而是大国关系进入长期结构性紧张的象征。 中美关税大战将不会以“取消关税”收场,而是以“功能分化”终局:在部分低敏感领域实现有限缓和,在高敏感领域则持续升级,成为供应链阵营划分、技术体系脱钩的工具。 这意味着,关税已不只是经济制裁手段,而是一种地缘政治语言,用以划定信任边界、传递安全信号、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它不会终结,但会制度化、地缘化、长期化。 对于其他国家和跨国企业而言,适应这种“关税常态”将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战略重构。 受其影响的不仅是两国的工商界和消费者,长期看必将殃及全球经济,降低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